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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会人员、学者和机构收藏的图书：罗伯特·沃波尔首相的档案室、彼得伯勒的大教堂图书馆、杰弗里·凯恩斯的私人图书室、皇家公共福利协会的藏书。仅达尔文档案馆就有数百部手稿和数千封信件，很多均未公开过。
老图书馆的书橱里摆满了书，再也放不下了，这首先是因为阿克顿图书馆的7万册书，那是1902年在泰根塞湖畔去世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图书室。他是外交官和格拉德斯通的亲信，也是第一个在剑桥得到皇家教授席位的基督教徒，同意大利的侯爵们和巴伐利亚的伯爵们有亲戚关系。有一段时间阿克顿勋爵曾经担任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司库大臣，她赏识他，因为他是她的帝国内惟一“在我的外国亲戚去世时能用他们的语言致悼词的人”。1992年，东柏林作者斯蒂芬·海姆没有将他的私人档案捐给一家德国图书馆，而是赠给了剑桥大学：日记、书信和全部的手稿。谁将来想研究海姆，必须到剑桥来。
大学图书馆对面是纪念馆大院，它的设计师就是1923年设计克莱尔学院的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这座新乔治式学生宿舍是学院首次越过后园向西扩建，这一举措当时争议很大。1986年起，克莱尔学院的新图书馆将开放形的配楼封闭起来了，那是菲利普·道森男爵的一座银灰色八角形砖建筑。亨利·穆尔1956年的作品《阵亡战士》纪念着本学院的阵亡者。它的旁边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松树。自然和艺术并存，像这里的一切一样自然：生活，学习，死亡。
第四部分 剑河对岸第33节 鲁滨逊和丘吉尔
很简单，一所值得读的大学能让学生亲自接触到一流的影响和威胁，让他能适应它们。”
—乔治·斯坦纳，《错字》，1997年
你也可以资助兴建一所学院，像大卫·鲁滨逊那样。鲁滨逊15岁离开学校，在剑桥他父母的自行车店里工作。后来他发现靠出租电视机能挣更多的钱，多得足够成为英国最成功的赛马场老板，最后出资约一亿马克创办鲁滨逊学院，终于成为故乡名流。1981年，伊丽莎白女王亲自为它的创立主持仪式，并将这位自行车商人的儿子晋升为贵族。和中世纪时一样，这所剑桥最年轻的学院也是五脏俱全：门楼、礼拜堂、食堂、图书馆和可容纳400名左右学生的宿舍。
一条砖式斜坡从格兰奇路通向鲁滨逊学院的大门。门楼陡直高耸，好像有人从塔上拿弓箭瞄准着似地让人望而生畏。外墙很长，墙上的棚架和窗棂像吊门似的。学院碉堡似的坐落在大路旁。格拉斯戈夫的建筑师安德鲁·麦克米伦和伊希·麦茨斯坦在一个反“L”形的平面上设计了两个建筑圈；外围是办公室、礼拜堂和图书馆，内围是学生宿舍和食堂；中间是由一座座狭长庭院组成的狭谷，像修道院一样幽闭，这是通向各楼梯单元的入口。钢筋水泥框上贴着面砖—125万块手工制作的、各种红色调的多塞特砖。礼拜堂入口呈几何级数的门厅表明，缸砖建筑传统在这里发扬得多么出色。礼拜堂也很了不起，约翰·派珀为它设计了两幅玻璃画，用色彩再现了《世界之光》。而在这些建筑的双重阻隔后面坐落着剑桥最漂亮的学院花园之一，有小湖和古树。那里还有一棵罕见的垂枝红杉，一棵巨杉树，它典雅忧伤地低垂树梢，像玛丽·威格曼的舞蹈人物。
鲁滨逊学院是剑桥的第一所为男女生创建的学院，同时拥有假期会议中心的所有设备。到目前为止，工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还计划建一座北配楼。对面的赫谢尔路上，克莱尔学院1966年创建了一所自己的研究生院—克莱尔学堂。它是一位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建筑师设计的—拉尔夫·厄斯金。他的一座学院式村庄和传统的学院规划及其大结构形成了反差：一组房屋、公寓和公用房间，由一座座小庭院连在一起，没有哪座学院似这般家庭一样亲切。富有表现力的独特轮廓、自然建材、出人意料的平面转换—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剑桥西区符合时代精神的延续。
“现在有时间干点别的事了。”1955年，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退职了，有10年时间无聊得要命。一群有影响的朋友利用这个机会，争取这位退休者为教育事业服务：兴办丘吉尔学院。1960年，在这所用一位健在者的名字命名的学院里，战后的丘吉尔崇拜达到了高潮。供创办学院使用的捐赠物从各个英联邦国家源源不断地寄来：罗得西亚的铜，印度的地毯，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的木材。学院围巾和划船采用了丘吉尔最喜欢的颜色—巧克力棕色和粉红色。学院的口号是“前进”，丘吉尔在1940年5月举行的著名演讲中的关键词（“让我们一起前进”），一个坚持的口号，而该学院的创建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冷战的高峰期，“前进”的意思是：丘吉尔学院应该提携新的技术精英，以确保英国的领先地位。
受麻省理工学院的启发，该院重点培养自然科学家。按照章程，必须有70％的学生和导师属于数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由丘吉尔提名的首任院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核研究专家约翰·科克罗夫特男爵。但我们在门厅里读到了那句格言，完全符合古典式剑桥传统，一句维吉尔的诗：“能认识世界根源的人是幸福的。”
国家、工业和私营经济没有为兴办这所学院出资。无论在空间还是人员上，这都是规模庞大的项目。学院原计划招收60名院士，现在却有140多名院士和540多名学生。穿过双塔式砖门，你就走进了一个建筑群和草地，视野很开阔，好像这块17公顷的地带只是无限机会的开始。这些庭院像卫星一样包围着公用建筑的核心—食堂、教室、图书馆。传统的庭院结构和校园风景在这里重新组合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有朴实的平顶、柚木框窗，还有一丝冷酷。食堂像丘吉尔的战争演说一样盛气凌人，有三个水泥筒式拱顶。
在草坪上，一尊巴巴拉·赫普沃思的雕像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抽象魅力。当年的另一位风流人物此时离开了这所学院—文学史学家乔治·斯坦纳。他不读“中世纪的林中仙女们”，而是除了抒情诗就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座无虚席的课堂上讲结构主义、文化和野蛮，这些非正统的内容使得他不受学院当局的喜欢，却因此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之后。乔治·斯坦纳成了一名文学泰斗，但直到1974年离开剑桥时，他才获得一个教师席位。
如果你还去参观学院礼拜堂，它位于校园最远的地方。原先是要将它建在大门旁的，后来没有建。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抗议说，礼拜堂是过时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群体里。这位著名的院士在他致丘吉尔的抗议信中放了10个蒙尼①，资助修建一所学院妓院。这是一个有用的设施，克里克写道，人们慢慢地也会给予学院妓女和学院神甫一样的“晚餐权”。但丘吉尔学院1967年还是建起了一所小礼拜堂，布置得很世俗，是私人资助的，由一个专门的基金会维持，示威性地建在体育场边，让人更以为它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厕所。但冷冷的墙后是一个高度紧凑的内室，呈希腊式十字平面，有约翰·派珀绘制的玻璃画。
1992年，在礼拜堂和学院之间的草坡上，默勒中心落成了，它是一座浅褐色的砖式长建筑，有砂石嵌条和筒形穹顶，“像是从一支牙膏里挤出来的”。旁边是一座八角形宾馆，有着金字塔形玻璃圆顶。这个老式的会议中心也是一座有70个房间的宾馆，是丹麦建筑师亨宁·拉森设计的。由他的老乡梅尔斯克·麦金尼·默勒—一位船业和石油大亨、丘吉尔的崇拜者，出资兴建。丘吉尔男爵不仅给他的学院留下他亲自栽种的一棵橡树和一棵桑树，还留下了文学、政治、私人作品和具有极大历史价值的资料。如今，丘吉尔档案中心保管着近300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遗作，既有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首相的，也有流亡的女核物理学家利瑟·迈特纳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将她的档案托付给了这所剑桥学院，而不是博德利图书馆—算是对牛津大学拒绝授给她荣誉博士头衔的小小报复。
当你离开这所学院时，请绕过街角，走斯托雷路。路南侧有几间世纪末的工艺品屋，麦凯·休·白利·斯科特一人就设计了5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