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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除街一侧的小屋、代之以乏味的行列式房屋之前，国王街曾经是条漂亮的街道。新大院的那一部分也特别难看，它使基督学院完全脱离了这座城市。但一些饭馆却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这条街才叫做国王街。我在一家饭馆门上方读道：“本店专接待以饮酒为乐的优秀院士，量不在多，满意就好，不管何种饮料，你都可以自取，自己享用，而且不失绅士风度。”
事情发生在11月的一天夜里，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礼拜堂院的南配楼里。约翰·埃姆斯利的房间里骤然变得寒气逼人，散发出腐肉的气味，那位大学生转过身来，看到一颗没有耳朵、摇摇晃晃、蜡一样苍白的头颅。次日，一位女生说她在房间里看到一只苍白、发紫的眼睛，只有一只大眼睛。在剑桥学习的人必须神经坚强。对于这种现象，专家们有一种透彻的解释：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灵魂，他偶尔还回到他的学院里来，他是1616年开始在这里上学的。该学院非常清教徒化，遵守的是克伦威尔所代表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克伦威尔坚信直觉、勤奋，他的使命意识和自以为是的根源就在这里，虽然他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总共只学习了14个月。不过我们还是返回这个骇人故事的史实部分吧。
在专制复辟之后，狂热的保皇分子为查理一世被处死大肆报复，惩罚已死的杀害国王的凶手。克伦威尔的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里挖了出来，割去了首级，将他的头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上方的一根柱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消失了，直到1960年3月25日经过防腐处理，被装进一只锌皮饼干盒，偷偷埋进了他的母校礼拜堂的前厅里，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地点—好像是怕保皇分子们还会再挖出那可怖的遗骸似的。
谁想看看克伦威尔的头颅，在西德尼·苏塞克斯的食堂里能找到他的肖像。“痣和全部”，塞缪尔·库珀按照他的愿望，画下了痣和全部的皱纹。该画画于1657年，在他去世前一年。画上是一张农民一样粗糙的脸，目光游移。这个英国东部的乡村无赖，发迹成了没有王冠的统治者，让人害怕，令人仇恨，连钦佩他的人也不喜欢他。他是一位民族伟人，却从未像纳尔逊一样成为一名英雄。剑桥学院食堂的所有肖像画中只有克伦威尔的肖像用帘布遮着。时至今日，每当在宴会上为王室举杯时，一位食堂服务员就会拉上那面蓝丝绒挂帘。但是，1999年，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克伦威尔的学院时，这帘子是拉开的—领班说：“她有幽默感。”克伦威尔对于女王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乔治时代的食堂内装饰就像食堂大院一样，上大学时住在食堂大院里的克伦威尔肯定已经认不出来了。当时的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正面是红砖砌成，还没有这清教徒式的灰色水灰浆外墙，那是杰弗里·怀亚特维勒男爵1821年给学院粉刷的，讲得更准确些，是弄糟的。怀亚特维勒是伊丽莎白时代新哥特式的鼓吹者，今天的大门就是他修建的，后来增加的建筑也没有让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成为一颗建筑学上的珠宝。1999年，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创建400多年后，学院首次有了一位女院长：桑德拉·道森教授，女社会学家和法律学院的院长。
谁都不会天天跟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打交道。自1891年以来，它就坐落于悉尼街和霍布森街的尖角里，我仅仅是因为营业大厅才提它的：一座有着柱式回廊和马赛克地面的八角形建筑，周围是带花卉图案的淡绿色磁砖，即使是在汇率下跌时也有着较大的美学价值。这里，在商业区中央，坐落着基督学院。
1505年创建时，基督学院位于城市边缘。如果那些都铎式砖不在18世纪早期被石灰岩掩盖的话，我们要想不弄混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门楼，恐怕就会更加费劲了。同样都是长角神兽支撑着挑尖拱，同样都是火焰式的都铎徽章，吊门和兰开斯特玫瑰又一次出现在窗户上方，两侧是象征女保护人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标志。是她资助了这两所学院并向两所大学资助了教师席位。作为都铎时代的一位女强人，她12岁怀孕，13岁成了寡妇，后又两次结婚，在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其灵活的策略。她的独子、国王亨利七世脱颖而出，赢得了战争。“她大方慷慨，对谁都非常客气。”约翰·费希尔主教1509年在她的墓前悼词中赞美道：“全英国都有理由为她的去世痛哭，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们，她是他们的母亲。”
“经常想着我。”玛格利特夫人的座右铭装饰着院长室凸窗上灿烂的徽章。院长住所的楼上是供这位王室女资助人专用的。透过镶着木墙裙的祈祷室，她可以望进相邻的礼拜堂。20世纪初维修院长楼时人们发现了四只已成木乃伊的老鼠，它们死在了一个特别学院化的窝里—它由手稿碎片、四页贺拉斯的作品、一本残缺的卡克斯顿的书和四张1510年的扑克牌构成。
基督学院方院里的草地是圆形的。礼拜堂的一角长着一棵玉兰花树，院长楼旁长着一棵古老的、枝繁叶茂的紫藤。18世纪中叶，入口大院被翻修一新：木棂窗，门上方是古典式三角楣饰，正面采用的是凯顿石。这是约翰·弥尔顿和查尔斯·达尔文的学院。年轻的达尔文在剑桥未实现他的职业理想：做一名乡村牧师。他研究得更多的是植物学而不是神学和数学。他热情地收集甲壳虫；有一回，当他两手拿满了之后，他将另一只塞进了嘴里。约翰·弥尔顿的学生时代可不像达尔文这样无忧无虑。“夫人”是他的同学们给他取的绰号。在他1625年进入学院时，只是一个长发、柔弱、瘦小的16岁男孩。“为什么那些院士认为我非常女性化？”他暗自问自己。但他还是坚持了7年，直到他的硕士考试。他创作了拉丁文颂歌和意大利语的十四行诗。
食堂旁的一个小窄过道领我们进入第二座庭院。建于1640~1643年的这幢建筑引起过轰动，至少在剑桥引起过。这是一幢独楼，孤立园中，对于当时的学院建筑来说，这就像石制的十字架，是桩新鲜事物。和墙等高的爱奥尼亚式角柱，顶窗交替建有三角楣饰和圆楣饰，底层的石框—一个古典式题材的近乎做作的游戏。正面看具有对称性和韵律感，从前人们喜欢将它归功于伊尼戈·琼斯，因为不清楚是谁设计了这座院士楼。300多年后，德尼斯·拉斯登男爵的新大院（1966~1970年）也有着类似的创新：玻璃的住房，一座阶梯形梯田式建筑。拉斯登靠这种差别更大的密集结构成了后现代派水泥冷酷主义的先驱。
基督学院的院士花园里生长着很多梓树、柏树和花草。教师们在树下安放了蜂箱，他们也为他们的著名同事斯诺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在游泳池畔的一只骨灰盒里。离那儿不远长着弥尔顿的桑树，枝杈蔓延，弯弯曲曲，像一位功勋卓著的切尔西老兵。剑桥最有名的这棵树有可能确实是在弥尔顿的出生年1608年栽种的，是当年他的学院为支持詹姆士一世在英国创办丝绸工业的计划而购买的300棵桑树中的一棵。可惜栽错了桑树的种类，蚕儿死光了。不过，这座花园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弥尔顿的天堂。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2节 国王学院（1）
现在来谈谈剑桥的美丽，美不胜收，国王学院的礼拜堂！
—玛丽亚·埃奇沃思，1813
古老的剑桥高街原有四个名称：圣约翰街，三一街，国王大道，特兰平顿街。它北起都铎时代的门楼，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馆，国王学院雄伟的礼拜堂位于正中。这条街的核心部分是国王大道，一条真正的王家林阴大道，至少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此。平常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是小城风景如画的中心。议事堂，大圣玛丽教堂，国王学院礼拜堂—在这一建筑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纪风格混合在一起。可是，如果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那棵大树，建筑再辉煌也是多么冷清呀。
那些用砖头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于18世纪和19世纪。商店、咖啡店、住房—国王大道上没有一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来就为对面的学院提供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