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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切就像耳光一样的响亮，就别来先验论的聒噪。”维特根斯坦生前发表的作品不足100页，他的弟子们认为他是个哲学巨星，在思想和生活中都是位绝对主义者，有偏狂癖，自我折磨，给大学领导层惹麻烦，不善交际，是三一学院一位宁愿读美国的犯罪小说而不愿读《思想》这样的哲学刊物的教师！维特根斯坦一再地从逻辑学的黑洞里逃进电影院，前往爱尔兰、挪威，逃出词义载体的世界。1947年他放弃了他的教授席位，几年后在剑桥去世。这位语言思想家的伦理原则、优美剖析至今吸引着人们。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2节 印刷和祈祷
我感觉来剑桥极其重要……我不想被深深地感动或感染，但我担心我已经被感动和感染了。
—劳伦斯致罗素，1915年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一座名叫集市山的非常平坦的广场。中世纪以来，农民们就在剑桥市中心的周围摆起了货摊。这里弥漫着丁香、奶酪、鱼的气息，这里有新鲜水果、蔬菜、书籍、古董—这里偏偏没有一座山。这块开阔的广场，曾经一直向东延伸到三一学院的教堂和圣安德鲁教堂。跟别的小城一样，总是什么都集中在集市广场周围：市政厅、教堂和咖啡馆、银行和商店。在这个相当分散的建筑群中，集市街21号的青春派①建筑的陈列橱窗显得几乎毫无希望。
集市广场北侧，在玫瑰月牙呈轻微的弧形绕过角落的地方，有一块纪念培根烟店的铜牌。这是家自1810年起就很兴旺的剑桥家族公司，它的老顾客包括艾尔弗雷德·丁尼生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烟鬼。查尔斯·金斯利这些教授也喜欢在培根烟店里买烟叶、磁烟斗和久经考验的符山石火柴。这座蓝色烟缕的庙宇于1983年关闭，只留下了几行诗句，浇成了铜字，成为了查尔斯·斯图尔特·卡尔弗利的《烟草的颂歌》。这是卡尔弗利1862年担任基督学院院士的时候写的。卡尔弗利是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将英国古典名著译成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还是一位热情的运动员和烟民：“史密斯，吸一支新鲜的雪茄／琼斯，来一盒烟叶／这是钱，培根！”
小屈里街始于集市，这是剑桥最早的路，18世纪时铺上了沥青。两旁是胡同和后院，这是一个老城区，进步很晚才光顾这里。政府未对这个城区加以维修，而是将它拆除了。1975年，一座索然无味的购物中心将它取代了。市建筑部门承认：“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狮子院中央，有一头狮子立在底座上，这是曾经的红狮子旅店的标志。购物中心背后，停车房和地方法院使内城彻底遭殃了。路边的迈克尔·艾尔顿的青铜像《塔劳斯》真是极大的讽刺：塔劳斯是神话中的守护者。
在市政厅背后、旅游咨询中心对面，是一座1874年建的砖式长建筑—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时代的这座粮食交易所如今被用做多功能厅，很适合摇滚音乐会，但音响效果太差。绕过豌豆山—那里没有豌豆，只有鱼，就是艺术剧院所在地。大腕们也在这座小剧院里演出，而不光是马洛俱乐部年轻的学生明星。国民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起和资助了这座艺术剧场。1936年，落成典礼时，他的妻子、俄罗斯芭蕾舞演员莉迪娅·洛卜科娃在这里演出了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这对有着艺术眼光的夫妻的双人肖像悬挂在休息厅里，是一位先锋派画家威廉·罗伯茨所绘。作为收藏家和资助人，凯恩斯知道值得为什么花钱。像牛顿
《原理》初版的这样的珍品，他在1904年上大学时就买了。你在剑桥也能发现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喜欢的地方，离艺术剧场只有几步远。在圣爱德华公墓旁胡同里的大卫古籍书店，图书收藏者们仍然可以获得意外的惊喜。
印刷和祈祷：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大圣玛丽教堂
因为剑桥人难得一笑，市侩、矮胖、狡猾。
—鲁珀特·布鲁克，《老神舍，格兰切斯特》，1915年
大卫古籍书店的位置十分偏僻，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其书店所在的位置却是远近闻名，就在议事堂对面。虽然剑桥大学出版社直到1992年才将它的陈列橱窗迁进圣玛丽街拐角的大砖房里，但很早就在那里卖书，至少从1581年就开始了。因此三一街1号以最高级形式的修饰语“英国最古老的书店所在地”来美化自己。
和牛津一样，剑桥最早的印书工也是个德国人，来自锡格堡的约翰·莱尔，人们称他约翰·塞伯希。1521年，他带着他的手摇印刷机来到剑桥，印了10本书，第二年就回德国去了。图书审查使得印刷行业成了一桩风险生意。塞伯希的印刷所是个私人出版社，不是大学出版社。他走后剑桥整整60年没有印书。虽然亨利八世1534年颁给了大学印刷和销售各种图书的许可令，但有关机构阻止它印太多的书，因为图书出版直到1584年都由伦敦图书印刷工行会所垄断。之后，剑桥大学印刷工托马斯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一批书—比牛津的竞争对手早一年。
最早出版的《圣经》采用的是1591年的日内瓦《圣经》版本，这本《圣经》在剑桥也带来了数百万的生意。这是首版《圣经》，莎士比亚使用过它，英国最早的移民带着它去了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它的牛津同行共同享有出版《圣经》和祈祷书的这一特权。19世纪早期对宗教书籍的需求带给了大学出版社巨额的利润，它们用它资助自己的学术项目。当然它不会出版一切。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出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将他们的《数学原理》长达2500页的手稿摆到出版社面前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叫苦不迭，直到作者们同意自己出钱支付一部分亏损。后来罗素承认，没有人完整地读过这三册书：“我认识6个阅读过本书后半部分的人。他们当中有三位是波兰人，我相信，他们已被希特勒杀害了。另外三人是得克萨斯人。”
在大量的剑桥大学出版人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提及，约翰·巴斯克维尔，18世纪伟大的欧洲文字创造者之一。他的名字成了由他发明的字体的名称—巴斯克维尔字体。作为经验丰富的书法家和铸字工，他努力追求一种纯凸版印刷的书型。在剑桥工作的短短几年里，巴斯克维尔印刷了古典名著，希腊文的《新约》和著名的1763年版对开本《圣经》。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伊拉斯谟、弥尔顿、牛顿和约翰·邓恩的作品，出版过通俗的文学选集和高深的百科全书，它为整个的英语世界印刷课堂讲义、试题、专业刊物、祈祷书籍、教科书和词典。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就是一家在近60个国家设有分店和办事处的国际企业了。1981年这家出版社的印刷厂的大部分搬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主厂房—特兰平顿街上的皮特楼，搬进了植物园对面的新楼。如今，近100个国家的2。4万名作家的图书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每年出版新书2400种左右—足以将我们一再地吸引到三一街1号去。
来自苏格兰的两兄弟，丹尼尔·麦克米伦和安德鲁·麦克米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前身的一部分。1845年以来他们就在这里当书商，不久就成了出版商。1857年这里出版了托马斯·休斯的《托姆·布朗的学生时代》，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描写公立学校生活的畅销书。伦敦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就是这样在剑桥起家的。
在书店里，在集市上，我们每隔一刻钟就可以听到大本钟的钟鸣。什么？亨德尔的《救世主》的音乐第一次作为时间标记在剑桥响起，从大学教堂大圣玛丽教堂的塔楼里响起。1793年，三一学堂的一位法学教授约瑟夫·乔伊特发明了这一曲调。那曲调深受欢迎，1859年新议院的塔钟也采用了它。剑桥的敲钟表演以威斯敏斯特的钟声响遍全球，美国各大学的钟楼甚至悉尼的市政厅大钟都纷纷效仿它。
大圣玛丽教堂是1478年后在早期的一座教堂旧址上重新修建的，拱廊又高又长，建有垂直线条的窗户和城齿。都铎雕饰的支撑脊椽梁顶使用的是亨利七世1505年捐赠的100根栎树树干。石匠们在拱肩的软石灰岩里刻下了花格窗图案。这座大学教堂很早就是剑桥的市教堂了。直到15世纪创建老学堂之前，院长和院士们都是在大圣玛丽教堂开会，而剑桥大学将它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