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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
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
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
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
二团、三团先克醴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
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
九月十九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儿，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虽说从九月九日至十九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秋起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行军的第四日——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
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在激战中，二十二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地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
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萍乡南进……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当革命的“山大王”
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何况那儿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乃穷乡僻壤的所在。
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守住了哨口，也就守住了大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辎重难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而是指天然的泉水。井冈山有“五井”，即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泉水之处有人家，有“井”也就有村。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于是山得名“井江山”。又因土语中“江”与“岗”音近，所以人称“井岗山”。一九五四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岗”简化为“冈”，于是今名“井冈山”。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故意走“S”形路线，时而进湖南，时而回江西，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之中钻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
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遭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谈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也正因为这样，九月十九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时，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秋收起义之时，四个团有两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几次失利，损失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毛泽东知道了，马上阻止道：“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跟我们走到底！”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一位名叫陈三崽的贫苦农民说，家有老母，必须回去照料。离开部队时，领到五元路费。可是，他走了才一天，却又回来了。毛泽东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又回来啦？”陈三崽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不仅抄走了那五元路费，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陈三崽说：“我不回家了，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也会被抓去当壮丁。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毛泽东表扬了陈三崽。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崽的话，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九月初秋收起义至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一下人数，尚剩七百多人。不过，这七百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这七百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毕竟是正规军，除了战死者，很少有人半途离去。此外，另两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这支七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
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内中有：何挺颖，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二十二岁。伍中豪，也是二十二岁，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
何长工，二十七岁，一九二二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如罗荣桓，中山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宛希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子清，湖南讲武学校毕业。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下辖四个团。到了三湾村，毛泽东手下只剩一个团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