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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提出“如果不希望国家毁于动脉硬化症的话，必须有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这种观点显然同纳粹党的独裁格格不入。他维护帝国根本利益的动机被视为狂妄，因此，他只当了几天未出一份报纸的主编便卷起了铺盖。
几个月后，达阿尔克文在一列火车上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维特耶相识。他们是同去西里西亚参加一次边境地区党卫队领袖碰头会议的。他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谈，达阿尔克文向维特耶讲述了自己丢掉主编位置的经过，情绪十分沮丧。维特邵安慰他说：“我去找海因里希谈谈，现在连冲锋队和每个草本植物协会都有报纸了，党卫队干嘛不也办它一份呢？”
当维特耶不食其言地去找希姆莱时，早有另一个所见略同者劝说希姆莱批准了相同的方案，并且亲自为报纸定名为《黑色团》。维特耶的推荐使全国领袖知道了达阿尔克文这个人，并委托他担任党卫队自办报纸的总主笔。
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社址设在柏林齐默尔街８８号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报”创刊了。
《黑色团》似乎体现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它仇恨教会和犹太人，对他们大肆笔伐，它攻击资产阶级和公务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毫无羞耻之心。同时，报上还偶尔刊登一些更对党阀、反对腐败的文章。它劝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国家敌人一词应相加慎重。因为“树敌过多，害多利少。”
由于《黑色团》报的激进性和欺骗性，它曾一度被称作“唯一的反对派报纸”因而发行量大增。到了１９３５年底时，这份每周出三期，由开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后来的二十四版的报纸，发信量达十八万九干三百一十七份，１９３７年增为五十万份，战争期间又增至七十五万份。
作为普通群众的读者，他们对报纸敢于披露和批判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解气，但往往忽视其诋毁犹太人和教会的一面，作为“有识之士”的读者也对报纸寄予信任，因为它有远见地考虑到第三帝国的现状，对那些弊端的抨击拾恰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它的纳粹性质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强了。
海德里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要把有广泛影响的《黑色团》纳入自己的监视系统，并控制它。它不单单是控制人们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动态的情报来源。做法虽有些不同，但却与殊途同归的海德里希和达阿尔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处给《黑色团》打字机、印刷设备和提供新闻消息，总主笔则负责将读者来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１０２号。他们专门印制了双方来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这样的话：“谨将我们读者的一封信附寄给你们，请签注意见或阅后赐还。麻烦之处，谨致谢意。希特勒万岁！”
１９３８年６月７日，一个名叫保罗·科赫的人写信给《黑色团》，及其愤慨地说：施特拉尔宗德衔３７号肉商古斯塔夫·席韦克，一向用某犹太商的广告单给他的顾客包肉。他呼吁道：“难道不应该教训这个人一顿，让他碰个头破血流吗？”《黑色团》于６月２１日将这封信转给党卫队全国保安处西克斯博士。接着这封信到了１处１１２科。过了两个星期，它被签上“请查明处理”字祥，送到东部大区保安处。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保安总处函复齐默尔街：
信悉。保罗·科赫一信已转所在地区国家警察局，待调查结束后即予报告。
可想而知，这位大意的肉店老板会是怎样的命运。由此可见，《黑色团》报事实上已成了保安处的情报员。反过来，保安处又为《黑色团》报提供大量的不为人知的资料。极端保守的德国军官全国联合会对《黑色团》刊登该会邦分会一次会议上秘密记录中反对纳悴的讲话深感吃惊。政论家威廉·施塔佩尔对《黑色团》登载了他收藏在写字台里的一封信的内容而感到心惊肉跳。信上有“只有心怀保守的恐惧感的人才会追随希特勒”之类的句子。莱比锡律师沃尔夫冈·登克博士在《黑色团》上看到了达阿尔克文的笔杆子们攻击他的文章，指责他竟敢写匿名信，为一个关在集中营里的一个可怜妇女鸣冤叫屈。
保安处越来越干涉《黑色团》的事务，致使狂妄的总主笔非常不愉快，他斗胆攻击起保安队的一些做法。他对滥用《黑色团》主笔工作证以掩护保安处搞情报非常愤怒，海德里希的部下责难《黑色团》攻击政权的敌人的过火言辞。由此，两个进入蜜月后不久的新人闹得不可开交。
海德里希不得不指定一个关系协调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冯·基尔平基负责改善日益恶化的两家关系。
达阿尔克文咒骂道：“我这辈子感到痛心，竞然要我受要求跟我们合作的保安处人员的气，就像他们对待局外人一样。保安处的奥伦道夫则指责《黑色团》报上的文章“全是错误百出的空谈和陈词滥调”，他们的“文章方式采取诋毁和谩骂，令人难以置信，肯定不会有助于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这样的措辞和腔调，连正直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会同理应受到谴责的人结成统一战线”。
这些相互指责和攻击的实质是《黑色团》的领导权问题，达阿尔克文想保位自己的独立性，不愿完全听命于保安处，而保安处则想彻底控制《黑色团》。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是非，无非是狗咬狗罢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认识到，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双方都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它们的力量将有相互抵消的危险。他们双方都想控制整个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处都在同一领域里进行侦察缉捕，相互受制，经常撞车。例如，秘密警察２处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部１处１２１科所要侦察的对象。
为了理清两个部门的关系，划分负责范围，海德里希做了细致的分工。分配给秘密警察的业务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分配给保安处的则是：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这种过细的划分表面上能够分清各自的职责，但事实上双方又都有许多理由去干预对方的事情。因为抽象的理论使他们有理由这样做，扩大地盘的欲望促使他们这样做。
此外，海德里希的对手、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希海军上将和中央国外科科长汉斯·奥斯特中校，越来越让军事情报工作打入明令禁止由它插手的政治情报领域，反过来却防止党卫队警察机器干预军事领域。海德里希清楚地看到，他的权力还不够大，还不能够足以消除自己王国里引起摩擦的因素。
１９３８年春，当秘密警察和保安处的声望下降的时候，他产生了新的想法，即更换新的招牌，把这两部分合并成德国中央保安局。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秘密警察的职位都很高，他们进到保安处得到的官阶已相应很高。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可以得到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官衔，刑事参议则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更高，可以成为党卫队旗队长。这对保安处原来的人极为不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听命于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平衡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成国家行政机关。他责令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研究，以解决经费短缺和享受固定养老金问题。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秘密警察的职位都很高，他们进到保安处得到的官阶已相应很高。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可以得到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官衔，刑事参议则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更高，可以成为党卫队旗队长。这对保安处原来的人极为不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听命于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平衡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成国家行政机关。他责令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研究，以解决经费短缺和享受固定养老金问题。
施伦堡受命后，制定了一个新的超级机构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设想（保安处加保安警察），即把党的机构保安总处和国家机关的保安警察总处合并，组成德国中央保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