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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胸国人胸口上的这个大洞，看上去可能不很雅观，但却有实用性：“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
就是说，尊贵者如果不愿走路，只要把衣裳脱掉，找两个差役和一根竹杠，当胸一贯，抬起来就可走路，既平稳，又方便，省下造轿子等等的麻烦。
再如《海外北经》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烛阴”的钟山神。这个神“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这样一个庞大的怪物，任何人见了都会为之“惊怖”不已的。但它并不凶恶，有着骇人的本领：它睁开眼就是白天，闭上眼就是黑夜，吹口凉气就是寒冷的冬天，呼口热气就是炎热的盛夏；它不喝水，不吃食物，也不睡眠，平时的呼吸就是风。
再如，“青丘之山，有九尾狐”，即一只狐狸生有九条尾巴。那九尾狐的叫声像婴儿，能吃人。人吃了它的肉，可以不怕妖邪之气。再如，有“丈夫国”，国中全是男人，没有女人，孩子也由男人生；婴儿从脊背与肋骨间出生，出生后，父亲就死去。有“女子国”，国中只有女人，没有男人；国中有个“黄池”，女子进去洗个澡就可怀孕生孩子；要是生了男孩，不过三岁就一定死亡。等等。
像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的海外奇谈，自然不可能使读者信以为真。所以，晋朝为《山海经》作注释的大学者、诗人郭璞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连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司马迁都说：“《禹本纪》（已佚古书）、《山海经》所有怪物，余（我）不敢言之也。”
但是，这种“莫不疑”和“不敢言”，不仅没有影响人们对《山海经》的兴趣，似乎反而更激发了人们对它的好奇心，几千年来它的流传绵绵不绝，许多学者研究它，写出各种著述。相传汉初的丞相萧何带兵打到秦朝京都咸阳时，得到了一批图书，其中有《山海经》，他认为是本古书，很珍惜。汉武帝时的名臣东方朔，是个博学之士，能辨识世所罕见的稀奇之物，他很得力于《山海经》。有一次，有人献给了汉武帝一只奇异的鸟，这鸟很怪，喂它各种食物都不吃，人们很着急，于是把东方朔找来。东方朔一看，就叫出了这种鸟的名称，并且说它喜欢吃什么食物。一试，确如他所说。人们就问他怎么知道这种鸟的，他说是从《山海经》中知道的。汉宣帝时，有人在上郡（今陕西北部至内蒙一带）凿石凿出一个石洞，洞中有具尸体，尸体是用自己的头发反捆着双手，右脚带有枷锁。尸体被运到京都长安，但没有人能说清是怎么回事。当时的谏议大夫刘向，是有名的大学者，他说：这是危的尸体；危是黄帝时人，是贰负的家臣，他和贰负谋害了窫窳（y ày ǔ），黄帝就把他永远囚禁了。汉宣帝亲自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刘向回答说，从《山海经》里知道的；《山海经》里说：“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汉宣帝听后“大惊”。刘向所引《山海经》的话，见今本《山海经。海内西经》。上述东方朔和刘向对两种稀奇之物的解释是否正确，这里不论，但汉朝曾有过这两件事不会是虚说。因为这是刘歆在《上山海经表》里讲的事，给当朝皇帝上书，岂能信口乱说？而且刘向又是刘歆的父亲，父子二人都是朝廷官员，不可能在当代人面前无中生有地编造。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歆在这道表中讲述了他父亲如何通晓《山海经》使汉宣帝“大惊”以后，接着说：“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可见，在汉代《山海经》是一本何等的热书了。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很喜爱《山海经》，他读《山海经》引起了许多联想，以至于使他隐居多年而养成的淡泊心境变得很不平静，有些“金刚怒目”之气，因而写了《读山海经》诗13首。后来的作家，没有在自己作品中涉及《山海经》的，为数不多。至于《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的创作都受到《山海经》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幼年时的鲁迅对《山海经》更是爱不释手，把它视为“最为心爱的宝书”。对给他买到《山海经》的保姆阿长，怀着永远的感激之情。《朝花夕拾》中《阿长与《 山海经》》一文，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使他读到《山海经》的保姆而写的，从中可以看到《山海经》中记的怪异之物在幼年鲁迅的心灵中引起了怎样强烈而奇妙的兴趣。由此，我们也更可领会到郭璞为什么在世人对《山海经》“莫不疑焉”的情况下，花了大力气为它作注释，使之“有闻于后裔”，让“达观博物之客鉴之”。他虽不能把《山海经》中的事物一一讲个清楚，但他感觉到了这本书的价值。
史地巫医无所不涉
那么，《山海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得从它的作者和编撰说起。
“山海经”的“经”，是“经历”“经过”的“经”，不是“经典”的“经”
；书名意思是山海之所经历（或经过）。18卷的篇目次第为：1。《南山经》；2。《西山经》；3。《北山经》；4。《东山经》；5。《中山经》；6。《海外南经》；7。《海外西经》；8。《海外北经》；9。《海外东经》；10。 《海内南经》；11。 《海内西经》；12。 《海内北经》；13。 《海内东经》；14。 《大荒东经》；15。 《大荒南经》；16。 《大荒西经》；17。 《大荒北经》；18。 《海内经》。
这18篇的前五篇通常被称为《五藏山经》或《山经》，从第6 篇以下的13篇通常被称为《海经》；而第14、15、16、17四篇通常又被称为《大荒经》或《荒经》。刘歆在他的《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意思是说：大禹治服洪水以后，把天下土地分为九个区域，根据各地的土地状况规定缴纳贡赋的种类和数量；他的大臣益（又称伯益，相传是嬴姓各族的祖先）等人又把各地的物产按好坏分为不同类别，为此而写了《山海经》。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按这个说法，又是禹和益二人同时巡行天下，但有分工，一个专管水道走向问题，一个专管记录各地的“异物”，而《山海经》则是二人巡行的见闻录。
二说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山海经》是夏代的古书，作者是禹和益。此后，晋朝的郭璞、北朝的郦道元、颜之推，直到清朝的毕沅、吴任臣、郝懿行等人，都沿袭此说。宋代朱熹认为《山海经》是为了解释《楚辞。天问》篇而作（《楚辞辨证》下）。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夏禹、伯益不可能有著作传世，为释《天问》而作亦无根据。今天的研究者，对此也各说不一。今人蒙文通先生认为：《荒经》以下五篇大约写于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写于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作于春秋战国之交。而且认为《海内经》四篇可能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国的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的作品。此说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今人袁珂先生则认为《大荒经》以下五篇约写于战国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成于战国中期以后；《海内经》四篇成于汉代初年。而且认为作者都是楚国或楚地的人。
此说见《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复刊号。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的说法，如：“写作《山海经》的人居地应略偏于我国东北部地区。”等等。今读《山海经》，《五藏山经》文字古朴，可能成书较早；《海外经》、《海内经》八篇有秦汉时期才出现的地名，如长沙、象郡、诸暨、零陵、桂阳等，但却不能因此就判断它是秦汉时期或更后的作品，也许这些地名是后人纂入的；《大荒经》以下五篇，有郭璞为此书作注时、把汉代桑钦的《水经》移入的一部分。总之，可以大略地说，今本《山海经》成书于秦汉以前，其中有秦汉以后增入的内容；其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山海经》首先是一部有关古代自然地理的书。
书中记载了约五百多座山、三百条水道。每记一山，一般都要说明它在另一山的什么方向，相距多少里程，有什么物产，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