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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b面-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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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功,但因功获宠,比起沉沦下僚,终身默默乖乖,对于体验现世的幸福而言,那真有天壤之别。
  宦官群中靠立功求宠之术飞黄腾达的确实很多,比如明代的曹吉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曹吉祥帮助作为兄长的英宗赶走了作为弟弟的代宗,这与人们一向见多了的年轻皇帝代替老皇帝有些不同罢了。
  话得从头说起。明正统十四年八月,蒙古的瓦剌部分四路入侵,北部边境告急。英宗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迎敌。但因战事不利,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从征官员50余人全部战死,将士死伤几十万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朝中无主,众大臣为了安定人心,于是拥戴英宗之弟NBD6C王
  朱祁钰继位,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不久,两方战事发生转机,蒙古瓦剌部又放回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做了太上皇,幽居南宫。然而英宗对他眼下的太上皇地位并不满意,一直存心琢磨如何复辟。到了代宗即位的第七个年头,太子朱见济突然夭折,代宗忧思成疾。这时朝中大臣石亨见代宗死多活少,便生出异心,决计拥立英宗复位,以求莫大之功和无穷之富。他勾结曹吉祥、徐有贞以及亲信张NB121
  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于景泰七年十二月的一个黑夜,巧借边防有警之机,徐有贞命张NB121以保卫皇宫为名,
  带兵进驻宫内。四更时分,天色阴沉黑暗,他们毁墙进入南宫,迎请英宗复位。当时早已得报的英宗,亲自举灯照看动静,徐、曹等人伏地叩拜,请太上皇登位。众人抬来早已准备好的乘舆,请上皇登舆,挽舆而行。正好天色突然转晴,星月交辉,吉兆大现。众人簇拥英宗进入大内,登奉天门、顺天门,石、徐、曹等大臣太监,齐呼万岁,向上叩拜。他们又命人打开官门,号召大臣前来叩贺上皇复位。就这样,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役”。夺门过程中,石、徐首谋,但他们身为臣将,难以亲近幽居南宫的孙太后及太上皇朱厚照,于是两相接洽联系之任便由曹吉祥承担起来,因此冒险之功不亚石、徐。所以英宗复位以后,本不尊显的曹吉祥突然荣宠备至,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其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镥等都被任为都督,门下冒功之客,以此为官者多至数百上千人,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比肩上下,时人并称“曹石”。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冒死拼搏,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取得皇位,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有拥立之功,便有不世之宠,此宦官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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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或好或坏,或受荣崇,或罹厄运,都不会永不改变。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他们借皇帝之势,逞一时之威,或投主上所好,或显小忠小信,献媚之计略施,就可得到皇帝的亲幸。有时建拥立之功,做拼死一搏,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人的命运变化不是数学定理,不会一成不变。所谓太阳光暖,日转东西,皇帝的喜怒哀乐也常和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化莫测,宦官们日夜奔走,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即使宠信百倍也不免会失宠于一时。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为了避免中途地位跌落,为了实现永远享受宠幸的愿望,宦官们确实煞费了苦心。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处理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企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得体办法,往往也不免让皇帝费尽心机。虽为此而忧心忡忡,却终究难得要领。这个时候,恰是那些深得皇帝信赖的宦官们显身手以固宠幸的好时机。一般地说,明智的宦官此时会紧紧抓住机会,略施小计以替主子排忧解难,从而增加主子的好感与信任。
  比如在唐代玄宗时期,东平郡王安禄山与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人都是以军功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并因此而荣登王位的。但两人忠奸异志、水火不容。如何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高力士想了个办法,即由他出面代表玄宗设宴款待二人,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与地位提请二人释去旧怨,和衷共济,以共辅大唐基业,确保李氏江山万世昌盛。虽然高力士的出面斡旋未能最终奏效,但玄宗对高力士的这番苦心孤诣却由衷地感念。其实对高力士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但这种仅用小小计谋来释解君忧的做法却正中玄宗下怀,正如行小忠小信一样,此举显示的也是对皇帝的忠心和诚意。人主有忧而人臣为之设法排遣,这能不获得人主的好感吗?
  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防范之心渐减,并且慢慢对王振信任起来。因此,许多朝廷大事不时征求王振的意见,大臣递上来的条陈建议也常由王振裁决。一条小计释君之忧,既由此显示了用计者自身的才略,又因此更加强和巩固了用计者的受宠地位。因此,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两得其便的固宠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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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动辄得咎,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身登台阁,荣及子孙。朝廷中的宦官们虽然不是什么阁臣台辅,而对于这一现实却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一旦赢得皇帝的重用和宠信,便开始揣摩皇帝的深层心理,以便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皇上意图。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投石问路手段,先旁敲侧击试探虚实,侦察动静,待摸清皇帝的心思之后再相机行事,能进则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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