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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邓纫为何被杀，直到吴开先被日本人送回重庆时对徐恩曾说，只是出于“误会”。
吴开先之由沪返渝，正如当时大后方所传，是带了日本人的条件回去的。
吴开先本来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在抗战胜利后，吴开先随着接收人员回沪返任，曾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谈话，大意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供出自己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又说他曾吞针自杀，但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回重庆…云云。如果依照他这一番吹嘘，他简直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1942年，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后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吴开先在南京，很快便见了汪精卫和汪精卫的日本顾问。最初，日、汪准备叫吴开先出任伪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的其他要职，吴开先亦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精卫等人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叫吴开先担任，所以又把吴开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给一个其时代表蒋介石在沪与日、伪联络的人。自此以后，吴开先便不在外边公开露面。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吴开先接收后，便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也和吴开先商量，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始知吴开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卫等还有什么任务交给他，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之中。
其时，蒋介石的联络人，也还不了解汪精卫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样运用吴开先，就分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听，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以后，日本方面的决策是：希望赶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方面，愿意多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愿恢复“七七”以前的形势，以便于把大部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交美英并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就行。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汉奸还对那位蒋介石联络人说：“在几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蒋介石的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之和与未和，而将亡于共产党。若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壮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他们是知道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但认为他对于依靠美英一点，仍然听信谗言，一时难改，因此必须找个能直接与蒋介石讲话的人去当面剖陈利害，所以考虑到吴开先。
这几个大汉奸的话，一方面是暗示他们想把劝蒋的任务托付于吴开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给蒋介石的联络人，叫他向蒋介石转报。那联络人听了之后，觉得不便先告诉吴开先就先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开先既然已成了日、伪准备应用的棋子，当然什么危险也不会再有。他名义上是交由那个蒋介石的联络人接收，实则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车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吴开先家去住。所以，那个说自己曾“吞针自杀”的“英雄”，实际既没有受什么“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从未发生过他所说的“危险”。不久之后，蒋介石的联络人有时还带他去苏州玩几天。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密电拍出后，一面等着回复，一面又再度探吴开先的态度。吴开先还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时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汉奸做到脸上，若抗战取得胜利，那就收场可虑。虽然他也能够办到一面在南京当汉奸，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用“奉命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吴开先考虑过回重庆，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险，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而受处分。在这种种的考虑中，既踌躇又苦闷。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而希望能帮他早日回重庆去。周佛海也很赞同吴开先早日回去．他认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开先有这个条件，还是回重庆好。当时，由于局势关系，一些与重庆有了勾结的汉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实现宁、渝两政府的统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既可能不因当汉奸而受到惩罚，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禄。
于是，蒋介石的联络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说吴开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庆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请示。
正在这时候，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住到了上海，蒋介石的联络人在一次宴会上与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谈吴开先问渝的问题。影佐当场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开先返渝，劝蒋介石早日停止抗战并胡吹了一套老调，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本无野心，不打算用军队长期占领中国，为蒋介石设想，应当早下决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广，可以尽可能多作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蒋的联络人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吴先回去之后，影佐很高兴，认为这是重庆有了诚意的表示，并立即说了一些尊敬蒋介石的话。还希望那联络人利用他的关系，早日促成其事。
蒋介石的联络人回家之后，把同影佐谈话的经过转告吴开先，吴开先立即得意忘形，他还告诉蒋介石的联络人，当他被送到南京时，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馆请他吃饭，酒喝多了，曾与日本艺妓胡闹，一不留神，弄得呕吐起来，以致把一些脏东西弄到影佐身上，甚为失礼云云。他可能是觉得太对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还问蒋的联络人，影住有无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便派人找吴开先去商谈。前后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送他回渝，当面向蒋介石转达日方的意见。并叮嘱吴开先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取得具体的答复。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吴开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之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在吴开先被送走的那天，蒋介石的联络人还去送行。当时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当吴开先慌慌忙忙地赶到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拖鞋，弄得到场者无不啼笑皆非。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只好就穿着拖鞋上飞机。究竟他为什么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还是喜不自胜，以致于神昏志乱？那就只有这个“CC”和“中统”的“要人”自己才能够解答了。吴开先走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一直由敌伪加以照顾，和他后来的胡说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日本人把吴开先送到广州湾，吴开先再经广西返重庆。到渝后，他先见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见陈立夫，之后又由张道藩陪他到南温泉见陈果夫，再由陈果夫布置他去见蒋介石，转达日本人的意见。尔后朱家骅还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点招待这位敌伪派回来的“特使”。吴开先在谈了敌伪区的经济情况之后，还提到“军统”特务在沦陷区如何如何地发财，使朱家晔听得眉飞色舞，认为“中统”
亦应该“大有可为”。
在抗战期间，“中统”通过本是“CC”要角的大汉奸了默屯的关系，早就与敌伪特务机关暗中勾搭上。其时“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电，均由译电室主任专送徐恩曾本人亲译。这个专用的密电卷宗是绿色的，分类编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设于极斯菲尔路76号，7乘6为42，所以“中统”与此有关的密电，便以“0042”为号标。
在重庆期间，“中统”奉蒋介石之命，还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中国有一句老话：亏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报应。蒋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与此相似，因为愈是“安内”，“内”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来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务组织也就愈来愈多。“军统”、“中统”之不足，又再来一“党员调查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蒋介石在“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