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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
“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召集人和参加入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
“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中统局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从组织到人员不仅完完整整地存在，而且一直没有停止特务活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趋恶劣，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勘乱动员令”。
9月27日，蒋介石把陈立夫等人找来，召开秘密会议。
蒋介石命令特务们在“勘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
陈立夫领旨回来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们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要尽快行动，迅速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CC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约有6万人列入黑名单。
仅10月份，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
因浙江大学是京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
当时在浙江杭州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浙江省调查统计室，由中统特务俞嘉庸为主任，二是保密局浙江站，以章微寒为站长。
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心，于子三是一个重要人物，罗霞天认为把他干掉，可以给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调查统计室，根据浙大的中统特务张耀华搜集的情报，并从邮电检查中查获的信件线索，侦悉于子三去苏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决定于10月25日返杭。
俞嘉庸派了一个中统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守候在杭州车站等候于子三。
10月25日那天，于子三和浙大的另一个同学，果然由苏州返杭州。
他们刚下火车，特务就把三轮车骑到他们面前。
于子三和同学坐上三轮并一道到了同学汪羞家，参加汪的婚礼。
当晚于子三留宿在同学陈建新、黄世民租住的杭州延龄路大同旅馆内。
俞嘉庸得到确切情报后，立即会同杭州市警察局二分局局长任寿锋，派了警员会同中统特务俞询初等人前往大同旅馆，以检查旅馆为名，于10月26日凌晨2时，把于子三等四人非法秘密逮捕，当天就把于子三等人转移到杭州大方伯大方旅馆，派特务看守，秘密监禁。
于子三等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愤怒。
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马上和浙大当局联系，要求查明于子三等四人的下落，得到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支持。
经学校当局派出代表与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到省政府向省主席沈鸿烈交涉。
沈鸿烈避而不见，由省府秘书长雷洁章代为接见。
浙大代表要求查明于子三等人的下落，雷洁章含糊其辞地答复：等查明后再答复。
在浙大师生员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俞嘉庸不敢再把于子三等人秘密监禁，曾要求杭州市警察局长沈博，企图把于子三转移到市警察局看管。
沈博也害怕舆论压力，不敢答应。
俞嘉府又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密商，决定把于子三转移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其他三人转移到浙江高等法院看守所。
于子三等人转移后，雷洁章才通知浙大学校当局。
浙大学校获悉于子三等四名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异常愤怒，向沈鸿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于子三等人，且带了慰问品去看守所慰问于子三，并向新闻界发表抗议特务秘密逮捕学生的暴行。
俞嘉庸对浙大当局和学生自治会的抗议，社会舆论的指责，既害怕又不理会，同时加紧了对于子三等四名学生的秘密审讯，特别是对于子三进行了威逼利诱和各种刑具，妄图让于子三透露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全国学联情况。
于子三坚贞不屈，死也不说。
俞嘉庸恼羞成怒，遂萌杀机。
10月29日下午，俞嘉府把于子三秘密杀害于看守所，为欺骗社会舆论，捏造了于子三在狱中打碎破璃，用玻璃截断喉部，畏罪自杀的谎言。
浙大学生自治区，决定于1948年1月4日，为于子三烈士出殡安葬，并举行游行示威。
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和中统特务组织，为了破坏这一行动，出动了大批武装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重要街道架上机枪，安置了铁丝网，从菜市场桥到庆春街、大学路，更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
同时，俞嘉庸策动项逸民、陈夏中收买了大批流氓打手，伙同特务暴徒，手持棍棒铁尺等凶器，站在街头，气势汹汹，不可一势。
这批特务流氓暴徒，挥动棍棒铁尺尖刀各种凶器，见学生就打。
学生队伍被打乱了，许多学生被打伤，这激起了学生们极大的愤怒，他们似怒潮般冲向行凶的流氓特务，与他们展开搏斗，打散了特务。
与此同时，浙大学生突破了特务的阻拦，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终于冲出了大门。
但是，他们沿途又遭到国民党军警、马队、水龙头的阻挡，不得已退回学校。
这天的出殡游行，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
随着于子三惨案事件的扩大，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宣布在杭州市实行戒严。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指挥的，他表面上说中统特务组织已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着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
第十三章 竞选风波
1．无奈的副总统人选
二陈秉承蒋介石之意极力支持孙科竞选国民党副总统，结果李宗仁却比孙科多出143票当选，陈立夫感到意外，他没承想反对自己的一些CC派们偷偷倒向李宗仁。
1948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线上一筹莫展。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大”。
1948年3月11日，国民政府总统、副总统竞选事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蒋介石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事，一直没有表态，李以为蒋同意了，便于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发表了竞选副总统的谈话。
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孙即表示也要竞选副总统。十分清楚，孙科背后有蒋介石撑腰。
第一，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又是现任国民政府副主席，易于取得人民的支持；第二，人们已经知道，总统一职，非蒋介石莫属，蒋与李宗仁都是军人，当然孙科与蒋搭档比较合适；第三，孙为粤人，广东人当然支持他，李失粤援，自易失败。
李宗仁于3月22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地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几日后，李宗仁到了南京，当时国民党人选副总统的，除了李宗仁、孙科外，还有于右任和程潜。
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指定陈立夫负责领导“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党团干部会议的约束，违反者矛以党纪制裁。
陈立夫忘不了23年前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那次“冒险”的选举。
蒋介石为了确保实现“总统梦”，让二陈操纵大会，当时，陈果夫正在莫干山养病，主要工作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亲自出马，布置各地党部选派自己的“同志”充任大会代表，指示他们要“忠于领袖”。
由于大会代表大多为二陈亲信选派，因而在大会选举时，陈立夫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出4票！
陈立夫很不好意思，亲自在黑版上擦去一个“正”字。这样，陈的得票就比蒋介石少了1票。
这件事后来让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差点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