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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借用别人的知识和智慧（2）
我们从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五月之夜》、《徒劳小夜曲》等能够深切感受到他那既有德国的质朴、亲和的气质，又有浪漫的华美婉转和深情。而他另外一些作品中的晦涩、学究气、学院派的主观、内向等，又让我从小印象中就把他想成是那种在音乐学院的学习环境中泡大的人。其实，勃拉姆斯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十分贫苦，为了生计，他13岁就到酒店弹琴，15岁已经自谋生路了。好在父亲是个专业乐师，使他从小受到很好的音乐熏陶，加上他一贯刻苦勤奋，点滴积累，终成大家。勃拉姆斯怀着对祖国民间音乐的特殊感情，一生都在搜集、整理、改编民歌，而且还孜孜不倦地吸收匈牙利、奥地利、捷克等国家的音乐及吉卜赛的民间音乐。他一生写下21首匈牙利舞曲，每首曲子风格迥异，但个个都是精品，时至今日仍是音乐会上经常上演的曲目。我上学时，课间常播放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大家屡听不厌，都很痴迷，以至于我们潜意识里都以为勃拉姆斯就是匈牙利人呢，可细想想，又有哪一位真正匈牙利作曲家所作的匈牙利舞曲能比勃拉姆斯的影响更深远呢？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和系统学习的勃拉姆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博览群书，向前人和当代人学习，向本国及其他国家的民间学习，成为了一个大音乐家、大学问家，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修养、道德高尚的人，赢得了崇高的艺术家声誉。1877年和1881年，他相继获得剑桥大学和布累斯劳大学名誉博士，1886年成为柏林艺术学院院士。
这三位音乐家生活的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整整跨越了三个世纪。尽管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学习精神是一致的：在专业领域中，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不仅向前人学习也向当代人学；广泛涉猎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其他学科，拓展学识，全面提高修养；重视汲取民间音乐艺术的养分；注重采集、吸收各国、各民族的艺术精华，为我所用。三百年间，德国的音乐学校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毕业生，而三位音乐家之所以能从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我想，除了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以外，刻苦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是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知识不仅要通过学习来获得，还需要通过沟通、交流来更新，一个人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善于向他人请教，借用别人的智慧。这对于一般人可能还不算什么，但如果身居高位，遇到自己不懂或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做到不耻下问就不那么容易了。有的人为保持自己的威望、尊严和面子，放不下架子；有的人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甚至有人嫉贤妒能、压制别人好的建议……可想而知，这样的结果不仅会有损大局，而且自己也会成为抱着牌位的孤家寡人，走到这一步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
什么样的人能做到不耻下问？胸襟开阔、豁达而又充满自信的人。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嫉贤妒能的人是不可能向别人学习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大家知道我国封建社会，有两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达到高峰的时期，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唐朝，而这两个朝代恰恰又是最自信、胸襟最阔达，最善于向其它民族、国家学习的时期，汉高祖刘邦曾坦言：“我之所以能成功全在于用人。”在他任用的人里面，行政管理方面的萧何，制定政策、谋略方面的张良，战略、战术方面的韩信等，都是独当一面的能人，刘邦不管这些人是什么出身、有过什么经历，只要是有真才实学就虚心向他们请教，大胆采纳他们的建议，所以自己的力量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战胜勇猛强悍、但不善于向别人学习、不会利用别人智慧而导致众叛亲离的项羽，英勇一世的项羽只能落下个“别姬”的下场。
汉朝的繁荣也在于它的国君警醒而善学。西汉（前202年—公元8年）初期的统治者，如汉文帝、景帝等吸取了秦朝短命的教训，采用了“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各方面都得到充实，国力快速发展，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高峰期。汉朝还善于向外国学习，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与西方的通道，并和沿途的地区、国家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把当地的音乐、歌舞、绘画等传入中原，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使中国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更加丰富绚丽，取得较高的成就，天文、历法、医学、造纸、数学也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穿越艺术》 漫话学习与教育借用别人的知识和智慧（3）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繁盛时期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更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的人，他尤其喜欢读史书，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倡导广开言路，坚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使贞观之治时期的君臣一心，群策群力，制定出很多好政策，使唐朝日益繁荣昌盛。魏征曾给李世民上书，请太宗注意“十思”，第一条是看见合意的东西，应该知足而戒滥取，太宗非常感动，把疏文放在案边，随时阅读，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显示出一代明君的气度。唐朝的胸襟、大度和包容还体现在她文化的兼收并蓄上，当时盛行的十国乐融入了不同民族、地区的音乐元素，包括歌舞、服装、乐队编制等都大胆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艺术精华。为了更好地吸纳各民族文化优长，唐太宗还重用很多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甚至请有才能的外邦人在朝廷做官。以至使很多外族的优秀人才迷恋“米贵”的长安而不肯离去，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向唐朝派遣外交官及留学生，唐朝成了当时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公元七世纪的西方尚处在“黑暗的中世纪”，与盛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在明朝中国的生产总值、文化的发展在世界上也是处在领先地位。三宝公郑和自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的大船浩浩荡荡远航开始，先后到达了包括最远的东非肯尼亚、索马里等三十多个国家，带去中国人民友好的情谊，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学习，开阔了眼界，比同处十五世纪率领三艘航船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早了近九十年。但遗憾的是自从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中国的国门就从此关上了。
尤其到了清朝、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那在电视上戏说不完的乾隆皇帝（1711—1799），虽然平叛了当时西藏、新疆的叛乱，但在经济上主要还是承接了康熙、雍正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财富。他的好大喜功、安逸享乐使他的六次南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地方财政的极大困难，而到了晚年，更是不善于学习新的东西，不思进取，专爱听吹捧的话，重用阿谀奉承的奸臣，政治腐败、贪污违法蔚然成风，将清朝的积蓄挥霍殆尽。更重要的是长寿的乾隆正处在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重要的时期，欧洲在完成了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后正在进行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已开始为欧洲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崛起打下物质和思想的基础。在乾隆“盛世”的背后，是西方列强正用我国发明的火药制造近代的武器——枪炮弹药，造的炮舰已远远超过我们的水平，而乾隆对这些潜在的危机丝毫没有觉察，好大喜功、坐井观天，还自吹自擂以老大自居，使中国处于一种不可挽回的劣势。而到了另一个长寿的统治者慈禧（1835年—1908年）时，中国便只有挨打的份了，拿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与近代的洋枪洋炮去对阵，即便士兵再勇猛也只能替这腐朽、一成不变的旧体制的独裁者们去当炮灰。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