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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恕Ｉ晕⒗渚惨院竽阕邢敢幌耄杂谀切┩夤死此担蚴橇硗庖恢滞耆煌那榭觥�2005年的“超级女声”，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从技术层面来看，它的舞美是极烂的、极粗糙的，要档次没档次，要水准没水准；从歌手的表现和演唱上来看，也可以说是毫无水准的；从评委的角度来说，也毫无重量级的评委可言；从包装上说，也是不上档次的、不专业的。总而言之，你可以挑出一万个毛病来，说这个节目不行，这完全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些老外，对这个节目的背景完全不熟悉、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看这个节目，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太正常了，他们不批评你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老师看着看着不耐烦了，说我们还是上课吧。那时还只放了一半，当时我还不死心，我说，等一等等一等，精彩在后面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
没想到事情还有转折。
第二天苏建华上另外一门课，还是昨天那个老师，他上两门课，这次上的是音乐经纪。
在上课之前老师说，你们还记得昨天上课的时候看的那个“超女”吗？这个时候他拿出一张报纸来，在半空中抖得哗哗直响，因为他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公交车上有时会免费赠送当地的报纸，是《温哥华太阳报》。这个报纸的影响力，相当于湖南长沙市的《长沙晚报》和《潇湘晨报》。那张报纸的国际版刊登了李宇春的大幅照片，占了1/4版，标题就是“这是‘超女’”，另外配了1/4版的专题报道。讲这个“超女”在中国如何的火爆，它是哪个公司做的，哪个电视台做的，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怎么样，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这篇东西让那个老师非常激动，他说我现在请你们猜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总决赛在中国有多少人在看吗？他说苏你不要答啊，你肯定知道，你不要答，其他每个人给我一个回答。同学们议论纷纷。因为在加拿大有个节目，叫“加拿大偶像”，也是一个娱乐节目，是当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他们拿它作参照，有说五千万的，也有说一个亿的。老师揭晓答案，说是四个亿。然后所有的人就对这个节目重新认识了。对苏建华也重新认识了，说你是从那么大一个公司出来的啊？呵呵呵。那一会儿，苏建华就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在改变、在提升。以后就有人说我这里有个乐队，你觉得去你们中国会不会有戏？我们从来没想过四个亿，你说四百万有没有问题？
苏建华反复强调自己对“超级女声”的感情，觉得这是他远离湖南几年之后，中国电视突然给他的一份感动，让他觉得又点燃了对中国电视的希望。
谈到“超级女声”对中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苏建华也是滔滔不绝，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好搞，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你那么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多少人在这里蝇营狗苟呀，多少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呀。但当下的中国，绝对是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时代和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市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把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投放到文化消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的制造地和消费地。而现在，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只要你的观念稍微先进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制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几个“一点点”加起来的结果可能就会让你获得机会与速度，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完全可能大得让你无法想象，它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你看看，让我那些加拿大同学和老师激动起来的，并不是节目本身，而是它的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是它潜在的、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它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潜力。你在欧美那些文化市场已经很成熟的国家，永远不要想这种事，你要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大体相应的果实。
这就是在中国干事业的魅力。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大纲交给王伟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一节的标题叫“‘超级女声’与妓女评选”，遭到了王伟和他的团队众口一辞的反对，他们甚至问我害不害怕遭到超女“粉丝”们的追杀，他们是认真的。
我知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比较。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原创，它来源于颇有争议的另类教授张鸣一本叫《历史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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