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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当指出，“虎”式坦克出现后，我军在前线的伤员突然增加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战士未能立即适应与敌新式武器作战的情况。但是医务工作者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职责。绝大多数伤员都返回了前线，这也说明我们的军医、医助、护士和战场急救系统的工作是行之有效的。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有熟练的医疗勤务，就永远能保持良好的秩序。我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前沿和第一梯队地幅内的医疗保障勤务由军队后方地域的医生负责。护士负责战场急救和运送伤员至营救护所。在营救护所内，伤员可得到医助的先期救护，然后被转送至团救护所。在这里给予初步医疗救护，然后在师救护所和野战流动医院实行优良的医疗救护。再往后便是集团军后方地域管辖的范围。在那里有各种医院，伤员可得到专科医疗救护。最后，在方面军后方地域内，可通过后送医院体系得到医疗救护。看得出来，这一幅要图并不简单。图上有很多环节。通常，这里不允许有官僚主义和任何拖拉。如果要求在组织上绕过某一环节，则在越过它时应尽量不发生混乱。苏联医务人员的光辉劳动使千万个战士保全了生命。
在组织方面军的卫生勤务中，许多军医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我想在这里举出两位著名的军医代表：方面军外科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维什涅夫斯基和方面军内科主任医师尼占拉·谢苗诺维奇·莫尔恰诺夫。
我国著名外科医师亚历山大·瓦西里那维奇·维什涅夫斯基的儿子和学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医务上将，医学科学院正式院士，一系列奖金获得者A ·A ·维什涅夫斯基早在哈勒哈河战役时期就开始从事军医工作，参加过芬兰战局和后来的伟大卫国战争。
他在以分阶段治疗和按级后送体系为基础组织伤员救护工作中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方面军很感激他。维什涅夫斯基总是尽量使外科救护靠近交战地点。伤员从战场上撤下来可迅速后送。在前线广泛采用了输血，服用抗休克药及按维什涅夫斯基的方法实行奴弗卡因封闭治疗。
维什涅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成功地进行过许多次极复杂的手术。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战场形势如何困难，维什涅夫斯基总是坚持把一切有用的，在战斗条件下从事医疗实践的珍贵材料记录下来，并在方面军医生会议上作报告交流经验。后来我们曾出版了一本《沃尔霍夫方面军外科医生会议论文集》，书中总结了方面军部队秋冬季节在森林沼泽地形及在近似阵地战的条件下行动时组织医疗卫生保障的经验。方面军卫生部还出版了维什涅夫斯基著的《野战外科医生笔记》。这本书用的纸张很粗糙，也不厚，总共不过百十页，但它对野战外科医生们却很有益处。这本书恰好在彻底解除列宁格勒封锁的前夕问世。
医学科学博士、教授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莫尔恰诺夫原为第54集团军主任内科医师，后升任方面军内科主任医师。莫尔恰诺夫集中精力致力于消除方面军地带内伤员和居民中发生的、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疾病。他还担负着对多数干部的训练工作，因为方面军配备的几乎都是普通医生，不是军医，不懂军事医学。在他的领导下，组织实施了各种防病措施。1941年11—12月，我方面军最先组建了内科野战流动医院。1942年1 月以后，其它方面军也组建了这样的医院。以莫尔恰诺夫为首的医生小组集体写出了文章，论述一个新的军事医学分支—伤员疾病。这些成果曾在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三种医学论文集内发表，并在卡累利阿方面军的三种刊物上转载。战后，这些文章均被收录在莫尔恰诺夫主编的二十九卷集《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医学经验》中。由于内科医生的努力，我
们沃尔霍夫方面军、卡累利呵方面军和远东第1 方面军几乎从未发生过传染病。
1956年，维什涅夫斯基升任苏军总外科医师，莫尔恰诺夫升任苏军总内科医师。
自然，每个人都清楚，战争中有许多痛苦和不幸。但是生话就是生活。我们的战地生活也不仅仅是战斗，也有不少有趣味的事。现在我讲这样一件事。
在攻打姆加的初期，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我接到一份令人高兴的报告，在米什基地域攻克了敌人一个制高点。在主要是平原沼泽地形上，而且是在阵地战中，夺得一个高地是很难的。我问，在作战中哪个团表现突出？他们报告了团的番号，同时又补充说，攻打高地的只是一个营。
高地上长满了树木，汽车难于通行。我乘坦克前去看望我们的英雄战士并查看被攻占的敌防御枢纽部。军队就是军队，当我来到高地，还没有走出坦克，就有几个士兵跑去向他们的直接首长和同志们通告：方面军司令员来了！当我走到分队驻地，小伙子们已经搞得“井然有序”，到处设了岗哨频频施礼，没有任何人闲散游荡，战士们仪表端庄服饰整洁。我想，既然他们有一种模范执行勤务的愿望，那就表明一切正常。我们可以稳固占领高地。
我们巡视被步兵营占领的敌人筑垒工事。剽悍的光荣营营长和对自己部下的胜利深表满意的团长与我并肩而行，我们在林中缓缓前进。突然，前边传来高声的喊叫声，有人在骂自己的同志，但没有指名道姓。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这时喊叫的人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到我们便向一旁躲去。我叫住了他，是一位上等兵。
“怎么回事？”
他作了自我介绍后报告说：
“我们机枪班有一名士兵去取弹药没有回来，我想这个该死的准是在森林中迷路了。叫他的姓有危险，碰上同姓的首长就麻烦了。我的声音他熟悉，一公里以外就能听到，所以我就给他发出了‘呼号’。”
我向营长问起了这位上等兵。营长对自己的部属赞扬备至，并特别强调他在最近一次战斗中作战很勇敢。我问对上等兵有无奖赏，回答说，还没来得及申报，但根据他的表现，至少也要授一枚勋章。我说就授他一枚红旗勋章。但这位威武的战士却推辞不受，后来他解释说，他和他的助手已并肩战斗了一年半，所有的成绩都是共同取得的，对他个人最好什么奖赏也别给。
我问他的战斗伙伴在哪儿，那人也被叫来了。营长做证说，确实，两个人谁也不差。他们两个，一个来自挞靶共和国，另一个是俄罗斯族，早在提赫文他们就一起战斗，后来又强渡沃尔霍夫河，突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团长狡猾地微微眯缝着眼睛望着将军，等待着上级对此事的定夺。大将满心喜悦，先是责备团长没在规定的时间内为有功的战士申请奖赏，然后又故作严厉的警告那位战士不该把骂人话作‘呼号’，最后两个战士每人授予一枚勋章。是啊，这是一个好日子，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情绪饱满地回到了指挥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一天。
1943年4 月，这是沃尔霍夫方面军前线沉寂的一个月份。双方都在等待着泥泞季节过去，都在一步步地准备着新的战斗。有时进行一些侦察搜索活动。特等射手很活跃。多数读者都习惯于这样的概念，即特等射手就是利用个人武器进行精确射击的人。这样的人在我方面军内数量不少。但战斗实践还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特等射手。我讲的是炮兵和迫击炮兵的待等射手。优秀的炮手班甚至整个炮兵连获得了向目标实施单个射击的权力。有时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坐在观察所内的迫击炮排排长在顽强地猎捕敌人的单个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