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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谈话这样开始了，即根据我的请求，社鲁季详述了西班牙总的形势。这时我发现，他对这一形势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后来，谈话涉及到某些指挥官。杜鲁季强调自己不喜欢集中领导，并要我相信，世上所有的将军无不仇视人民，他们是一丘之貉。我责备了他。因为他作为一个著名政治活动家，竟然不知道苏联的将军是另外一种人。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国防人民委员的情况。杜鲁季瞪大了眼睛问：
“怎么，难道伏罗希洛夫是工人出身？”
“是的，他过去是钳工。”
“但是，要知道，工人不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很好。你们的伏罗希罗夫会很快理解我的。一旦他获悉我现在没有机枪和子弹，他会给我的。我有一艘船。就在明天，我们的人将组织一次去敖德萨领取子弹的航行。”
“不，这样你会一无所得（我们当然以”你“相称）。伏罗希洛夫的子弹不是他私人的，而是国家的。”
“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看看，国家把人糟踏成什么样子。过去是工人，而一当上部长就摆出官僚架子。”
“去保卫马德里吧，共和国会给你子弹、手榴弹和机枪的。派人到机枪队去受训吧。”
“好，我去马德里并解救它。我们将向大家显示一下仗应该怎么个打法！”
接着，谈话变得友好了，我告诉杜鲁季，苏联人善于评价著名革命家的功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有一条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而命名的街道。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的纪念碑上刻有巴枯宁的名字。因而我们明白，杜鲁季有称之为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纵队。但如何理解有一个称为马赫诺的纵队呢？须知马赫诺是一个匪徒。我在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服役时，曾不得不同马赫诺匪帮作战。这些强盗抢劫劳动人民，损害人民政权。在你的这些纵队中，各种卑鄙人物如此之多并非偶然。难道可以让卑鄙之徒靠近革命吗？我确信，在各纵队里也混进了法西斯分子。如果对他们不加驱逐，他们在第一仗中就会使人陷入窘境，招致灾难。
杜鲁季答应从各纵队中清除敌视革命的人。但通过整顿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在马德里附近，杜鲁季的部队在作战中失利，而他自己不久因中流弹身亡。关于他的死，自相矛盾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我深信，这是“自己人”当中有人对试图整顿纪律进行报复。对这位满脑子糊涂思想，但为人正直和坚持自己那套原则的勇敢的年轻人，我深感惋惜。
至于他的机枪手们，真的到了阿尔瓦塞特。我们交给他们“马克辛”机枪。起初，这些弟兄们埋怨这些机枪太重，因而拒绝使用它们。但是后来A ·и·罗季姆采夫顾问表演了使用这种机枪射击多么带劲的情况时，战士们便喜欢上了它们，开始勤学苦练。从表面看，这个机枪队往往不怎么样，纪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威风凛凛的机枪射手。他们看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某部电影后，第二天面貌便涣然一新，从此便经常地交叉背着机枪子弹带，摹仿1917—1920年时期英雄的样子。
那时，B ·я·科尔帕克奇又组建了一个国际旅。这些国际旅战士的政治觉悟很高。无论何时，他们的总政委加洛同志（路易吉·隆哥，他后来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都用不着为士气低落而抱怨。反法西斯志愿军的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西班牙，因此我们深信，这个新的旅不会让自己丢脸。该旅冲向哈拉马河附近的阵地，但就在第一次战斗中没有经受住佛朗哥部队的打击而向后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答案是，全部问题在于战士缺乏经验。总参谋部给该旅下达了另一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换了旅长。根据法国同志的建议。被委任旅长的是一名营长，他是法军上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旅在多次战斗中逐渐锻炼坚强了，成为一个善战的旅。至于新来的旅长，他规定了自己的一套制度。士兵们每个星期乘汽车轮流到马德里休息。如果连里出了违反纪律的事件或在战斗中表现不怎么样，就取消休假。大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紧接着在阿尔瓦塞特组建了十个西班牙旅，并把它们派往前线。我们太急于行事了，因此，我些旅来不及接受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得不直接到实践中去掌握作战艺术，在三个月内组建了三个国际旅，其中第一个基本上是罗马人旅，第二个是斯拉夫人旅，第三个是英美人旅。在别尔津把我和西蒙诺夫召到巴伦西亚之前，我们来得及看了看上述几个旅的一些分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某些分队拥有的人员已经参加过作战或者最初在别的部队干过。例如，一些战士原来曾编人意大利的罗谢利百人队、索齐混成百人队和非党人士意大利侨民帕恰尔季组建的军团。而大部分战士到得晚一些。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西班牙的，另一些人则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证来的。也有一些人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情况，后来由于产生了对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而留下来积极参加斗争的。
苏联军事顾问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夫政府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研究问题和要求帮助。1936年12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把志愿人员彼得罗维奇（也就是我）和沃尔特（即H ·H ·沃罗诺夫）请到他们那里做客。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加强统一行动。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同意。他们希望从佛朗哥手中夺回特鲁埃尔市。当我们在某地遇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时，这位首领大肆吹嘘自己的部队。我们向他提到形势、武器、具体计划等问题时，他对所有问题都作出同一回答：“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弟兄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明天就去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地盘……”等等。尽管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种种怀疑，还是差点儿相信了这位能说会道的指挥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决定调来第13国际旅担任支援。随后，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无政府主义者采纳了这项计划，于是开始了进攻准备工作。
准备当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过侦察获得的情报自相矛盾，因而难以判定敌人有生力量的准确位置。我很想亲自查明敌人有无假阵地。我与沃罗诺夫去见百人队队长（即百人队指挥官）。我们问道：
“喂，你知道法西斯前沿阵地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百人队长回答。
“靠近一点指给我们看行不行？你不害怕吗？”
百人队长轻蔑地一笑说：
“走吧！”
我们认为，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去过几次的前沿观察所，从方便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敌人掩体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走了很久，一会儿隐蔽在灌木林和小树林后面，一会儿又越过小沟。夜幕正在降临。敌人到底在那儿呢？前面篝火的火焰开始发红。在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看见了几个哨兵的身影，而较近的地方还坐着一个士兵。百人队长伸出一只手低声说：
“法西斯！”
看来他真正理解我们，因而把我们带到紧靠法西斯阵地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哨兵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在暮色中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我们退走时平安无事。回到驻地后，我们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我们开始抱怨说：
“你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想把我们送去当佛朗哥军队的俘虏吗？”
这位西班牙人生气了。他是被要求去指明法西斯配置地点的，并为此费尽了全力。但有谁对他表示过谢意呢？对这场风波，大家一笑置之。我们同这位年轻人握了握手并向他告别。
这种表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突出勇敢的类似事例激起了人们对胜利的希望。唉，客观因素看来到底比主观因素强大。任何良好的个人素质都无法弥补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状态。这一点在进攻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国际旅作好了执行命令的准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哪里也找不到主要指挥官。我不认为他是胆怯。很可能是他忘了约定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对个人职责抱无所谓的态度。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不仅没有“秩序”、“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