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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写命令。集团军司令部在定下决心方面耽误了一些时间，乌博列维奇于是给“敌人”下达转入进攻的指示。这样，在情况和时间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乌博列维奇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渐地使集团军司令部拟制出简明具体的命令。他认为，只有受训者亲自把这项工作反复做几次，逐步掌握实际本领，也就是实际发挥了人的这些本领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在危险环境下作战的真知。
在上述演习的讲评中，他强调说，定下决心、拟制决心文书的司令部工作以及将决心传达到部队这三件事同所掌握的时间有关。若时间充裕，决心可写成详细的命令。在战斗紧要关头，命令的内容只能包括简要决心和任务。预先号令、口头命令和指令，无疑是把指挥员的决心迅速下达给执行者的合理措施。
乌博列维奇得心应手地组织和实施过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行军和其他作业。他在首长司令部演习进程中，常常要完成繁多的工作项目，并能设置复杂和吸引人的情节，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战时情况。所进行的作业总是使人受益，什么地方失去协调，什么地方就出问题，这对生活和战斗情况来说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作业时总会遇到一些有教益的事例。
乌博列维奇反对“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死板公式的主张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他写道，要使领导（因直接与领导有关）对待参加作业的指挥员确定这样一个方针，即不要因个别人出了错误而粗暴地对他进行侮辱，不要出现好出风头和妄自尊大的现象，不要排挤个别的指挥员，不要只重视博学多识，因为博学多识本身还不是指挥员适于作战的决定因素，而要首先指出指挥员在具体情况下通过下达有预见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本领。总导演应这样引导参加演习的人，要求他善于发号施令，善于预测和摆脱困境，从而使他摒弃陈规旧套和避免因袭别人的想法，并使他如实地表现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
乌博列维奇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说话讲原则，做事求准确。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以分秒计算。他在工作中也要求部属这样准确。如果由于部属的疏忽而不得不变更演习期限时，那他会非常生气和深感难过。
我记得在戈罗霍韦茨使用工兵分队演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参谋长E ·A ·希洛夫斯基在准备演习时把工兵分队集合所需的时间算错很多，因而演习不能按计划时间开始。乌博列维奇得知此事后，好久都不大相信真要推迟作业的时间，后来他向希洛夫斯基说：“您怎么能把时间计算错呢？！”后来希洛夫斯基向我承认，司令员提出的问题使他感到震惊，比可能受到的责备还要严重和深刻，他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难过。不管当时情况如何，司令员还是没有同意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他果断地召集所有参加演习的司令部指挥人员，派他们下到各师去，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尽最大努力来加快工兵分队的集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乌博列维奇认为讲评非常重要。他认为，总导演讲评时所作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当出现与条令和通用的武器使用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需要作全盘的考虑和检查。然后再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修改。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必须代替陈旧过时的东西。讲评应简短，同时要传达总导演的决定或指示，指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使用武器。乌博列维奇本人就善于讲评。他利用计算表、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战例，生动和通俗易懂的分析演习过程，结合部队和司令部领导人员军政训练的具体任务和进度作出有根有据的结论。他善于在任何演习包括不成功的演习中抓住有教益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习的例子，是1930年他组织实施的有新组建的摩托机械化旅参加的实兵演习。当时在我们集团军中这种旅还是一个试验性的兵团。建立该兵团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军事理论思想：如何实施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和航空兵参加的纵深战役。副总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出席了这次演习。演习的意图就是他拟定的。按照他的意图，摩托机械化旅应在平行追击过程中前出到与掩护己方部队退却的骑兵师处于同一线上，然后对该师的一翼实施突击。但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个旅由于耗尽了计划规定的物资，没有能追上骑兵师，从而没有完成受领的任务。看来，由于这次失败，军区司令员就有必要给装甲坦克兵作出不体面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乌博列维奇坚信坦克兵兵团的力量及其光明的前途，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对摩托机械化旅指挥失当。由于这个原因，诸如像坦克兵兵团的机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限内学会指挥独立作战的这类兵团，以及它同骑兵、步兵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后来在讲评中，乌博列维奇详细谈到了这个旅所属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具体训练计划，并提出了改善该旅的组织指挥措施。
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同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首长一样，是就部队训练提出新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例如，他在1929年10月2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军队教育和训练问题发言时，着重指出要学习新的技术兵器，因为当时军队通过技术改装得到的这类兵器越来越多。他强调说，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是今后军事训练的全部内容。但他马上指出，可惜这方面妨碍我们前进的是缺少初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而这正是与军队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乌博列维奇提出了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的问题。他说，靠我们现有的靶场、轻武器射击场和训练场是不能获得很大的效果的。新的训练基础要求在财经预算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上得到明显的反映，以保证部队的技术学习。由于乌博列维奇经常注意航空兵的发展情况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状况，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航空兵袭击深远后方重要目标的威胁逐年增长，因而提出了加强对空防御的任务。莫斯科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9年6 月10日在这个问题的决议中，要求把工作坚决转到从数量质量上加强积极防空兵器这方面来。尔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加强首都和整个莫斯科军区的防空计划。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熟悉文化和艺术，对一般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并刻苦地从事军事思想的发展工作。例如，在国内战争年代，他自学了军事学术史、战术和战略，后来深入地研究了M ·и·德拉戈米罗夫关于平时部队训练的著作。他多次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