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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叫去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你们的建议。他的意见是把动员部与组织部合并成一个部，任命梅列茨科夫为合并后的部长，戈尔巴托夫为副部长。编制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到六十人。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还会发现多余的人，可以进一步缩小编制，直至减到要求的最少人数为止。行动吧！同志们。”
我们开始行动了。结果还不错。无论进行现场视察，还是提高文件质量和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有了。戈尔巴托夫对这一改革很高兴，并向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这些新的做法。我发现他在革命前司令部里一起工作的旧同事突然开始在走廊里恭敬地对我点头哈腰了，而戈尔巴托夫则笑着说：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他们怕您把他们裁减掉！”
佩列梅托夫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他对此较为认真，他跑去见伏罗希洛夫，并提出任命我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建议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长们几乎全是过去的将军，当他（佩列梅托夫是过去的军官）提出某一想法时，他们全部轻蔑地撇嘴，并总想抵制和怠工，说什么这个从我们下级跳出来好出风头的家伙现在还总想露一手呢！而对梅列茨科夫，他们则看成是从革命风浪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伏罗希洛夫对这个意见很为重视。不久，我真的受命兼任副参谋长了，同时还担任司令部政委。
在三个职务的重压下，我想一定会喘不过气来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这时我才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拟制动员计划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而且把这项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部队去了，部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队一旦展开的物资保障问题上面。
我随时都让佩例梅托夫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改组结束后，我与他一起去见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长时间地细看图表，然后关心地问起边防部队的状况。佩列悔托夫回答说，情况大致相同。于是，司令员收起全部文件，并和他一起乘车去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初伏龙芝开始担任主席）。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原来是伏龙芝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图表。后来伏罗希洛夫问这项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如果把在现场核对材料的时间也算在内，共用了六个月。他又问几个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五个人。
司令员当时就立即下命令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半月假期到吉尔祖夫去疗养，并将特委助理员叫来指示奖给我两个月薪金。我说不要让我去吉尔祖夫疗养院，因为我有个小孩，而现在我又不能把家属留下一个人去疗养。于是，当时司令员又命令在疗养院为我准备一套可住家属的房间，并补充说：“伏龙芝高度评价你们所做的工作，并指示对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给予特殊照顾，要为他们提供能很好休息的条件。”
我承认，这使我深为感动。在我一生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疗养院或休养所休息。苏联人休假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苏维埃政权还刚刚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疗养地的物质基础，疗养证的数量还有限。但是，主要的问题并不在此。一般说来，全家总是有到农村去休息的机会，而可贵的是对人的关心，对部属的热情关怀。你一旦为国家做了需要做的工作，为共同的利益效了力，就会为人所称道。任何时候嘉奖都能鼓舞人心，给人以力量，使他产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所热爱的本职工作和加紧工作的愿望。这里是否还需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件事也顺便给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上了一堂课，教导他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部属和教育我们自己。至于住疗养院的问题，我是利用去克里木的途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新组建的所谓民族部队。当时这些部队在我军中约占十分之一强。
1925年作为频繁采取多种组织措施的一年而载入了莫斯科军区和整个工农红军的史册。据我回忆所及，其间较为重大的措施有：第一，在各级领导层中开展了对地方民兵制的研究：第二，进行了试验性的局部动员，范围包括军区内相当大的地区，以便逐步扩大到整个军区，对一旦发生战争时动员计划的现实性进行验证。这时的地方性动员由县兵役局实施，而地方部队则由省兵役局（后改为地区指挥部）管辖：第三，吸收地方部队参加正规部队的大演习；第四，在M ·B ·伏龙芝的直接领导下召开有关司令部各勤务部门编制体制改革的业务会议；第五，军区司令多次组织监察员视察。这些视察多半是由伏罗希洛夫牵头，他不仅对军队的各种勤务和战备极感兴趣，而且对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指挥人员的家庭生活倍加关心。
在最后一次视察中，检查诺夫哥罗德卫戍区的情况我记得特别深刻。指挥员们的妻子用了很长时间带领伏罗希洛夫到自己的住宅去，然后一起观看红军的业余演出。当然，也邀请了城市公民参加晚会。晚会开得非常成功，而整个这次视察可以说是以全面丰收而告结束的。伏罗希洛夫经常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局限于军队内部。他身为国内战争时间的英雄和关心群众的首长，在军区内享有极高声誉。后来，当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这一声誉不仅完全保持下来，而且有增无已。
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改造工农红军的经验和服役法令已反映在1925年9 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中。就在这一年，军队又实行了单一首长制，这是整个军事活动中最重要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