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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弹，决心把子弹打光，绝不活着当俘虏。哥萨克匆忙地上下搜索，还一边骂着：“政委这家伙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叫骂声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不知谁喊叫说，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于是骑兵侦察队急起追赶马车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沟底爬了上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向最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我从堆放干草和木柴的板棚旁绕过了住宅，开始观察。只见街上停着一辆大车，车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当我初到第14师时，我曾在这位同志家住过一宿，他是管理炮兵给养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挥了挥个也喊了一声，让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原来骑兵侦察队正在追赶他们。于是我们迅迎套上马车，离开了村庄。
走了几俄里，就看见了我们向北撤退的部队。我被安置在马车上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样不知道躺了几个小时，等神志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到达谢列布良科沃车站了。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全身后，随即着手了解周围的情况。
我师的一个旅正沿铁路向潘菲洛沃撤退。另一个旅据说在先诺耶村庄一带。集团军司令部政委彼得罗夫委托我先给斯捷平送去一车炮弹。然后再去先诺耶把该师的准确位置搞清楚。我把大车派出后（后来我了解到大车按照指示到达了目的地），就拉出一匹马寻找旅的下落了。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超越障碍的跑马。有几回我不得不在沟壑中藏身。一直等到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消失为止。在先诺那附近，我碰上了一队哥萨克的侦察员。我决定冲过去。主要不是依靠军刀，而是七连发手枪。我放开马全速奔跑，并用手枪向哥萨克射击。虽然我的手被军刀砍了一下，但到底冲过去了。当我甩掉哥萨克时，已经离村庄很近了。
在先诺耶见到了第9 集团军司令员弗谢沃洛多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司令员开始向我询问。我们进行了一次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的谈话：
“您是谁？”
“第14师参谋长助理梅列茨科夫。”
“到这儿来干什么？”
“查明我们旅的位置。”
“从哪里来？”
“从谢列布良科沃车站。”
“往那儿去的路好走吗？”
“太糟啦。我看见室外有您的汽车。坐车走不过去，雨后道路太泥泞。”
“嗯，没关系，会过去的。周围安静吗？”
“到处都是白匪的骑兵侦察队，远处我也见到了较大的骑兵支队。”
“不可能，你说谎！”
“怎么是说谎？我刚刚同一队骑兵侦察交过锋，勉强才得以脱身。”
“您哄骗我。您是胆小鬼！现在我就坐车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那里连一个白匪影子也没有，白匪可能在谢列布良科沃，但不在这里。瞧，我们就要炮轰他们了。”
“这样走不行，难道您想要当白匪的俘虏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占据谢列布良科沃的不是白匪，而是我们的人。请允许我走好吗？”
“走吧！”紧接着是粗暴的脏话。
随后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也走了出来，并责备我说：
“难道可以这样同集团军司令员说话吗，会把你关禁闭的！”
我回答说，关的不会是我。如果他准备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作，那被关起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驻在谢列布良科沃的是斯捷平指挥的旅。集团军司令员想向他们射击。他们会判明，射击是从这里发出的，如果再发现村庄前的田野上有白匪，就会误认为这里也是白匪，就要予以回击。这样一来，在自己人之间就要发生冲突了。
“您收起这些话吧！”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Б·Л·米哈伊洛夫说，“我们是在郑重地警告您！”
这时集团军司令员从室内走了出来，爬上和教堂并列的钟楼。我看出，他现在真的要发出射击的信号了。我请求米哈伊洛夫允许我从一侧绕过田野，穿过树林到车站去，并尽快同我们旅和谢列布良科沃的政委彼得罗夫取得联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听到我说在车站看见了彼得罗夫，就立即改变了腔调，并表示同意我去。我刚骑马跑到树林，炮兵对射就开始了，幸好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夫手持司令部旗子在树林边缘奔跑。我拦住政委以后，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于是他转回钟楼去说服司令员，我则到村庄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找到了旅部，并向该旅旅长说明如何更好地选择道路。不久就得到命令向波沃里诺撤退，这样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尽管我非常生气，我还是始终沉默不语。而其他人则下停地在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不少人是亲眼目睹的，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司令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想经过哥萨克白匪的头顶（从钟楼顶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炮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楚的队伍，何况还有人告诉了他，那是自己人。对于我，尤其使我愤怒的是，我们又在作莫名其妙的退却。“向波沃里诺”——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整个集团军在一个车站上是摆不开的。谁来掩护诺沃霍佩尔斯克？谁来掩护叶兰？谁又来掩护去巴拉绍夫的通路？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自卫警戒措施，不建立中间防御地带？从谢列布良科沃向北缓慢行进，时间已经够长了，即使命令执行得准确，但这个命令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也许是我从自己这个矮小的了望台上根本看不到全面，而集团军首长看得更清楚些？
接近黎明时，由于我一路上手握缰绳，在马鞍上摇晃，开始打起盹来。突然间我觉得有人晃我的肩膀，睁眼一看，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您从哪儿得知弗谢沃洛多夫准备叛变？”
“什么叛变？”我没有听明白。
“您不要隐瞒，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您有什么材料吗？”
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心想，他们回到了昨天的事件上来。就说：
“随他们的便，我说了我心里想的。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对我们的事业有损害，又不倾听下边的意见，那他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当然，这和叛变也相距不远。”
“现在为这件事难过已晚啦。”米哈伊洛夫咂了咂嘴唇，“他在白匪那儿！小伙子，你别生气，你说：你从那儿知道的？”
司令员跑啦，叛变投敌啦！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昨天的行为那样可疑。大概很早以前他就企图叛变，不然的话，第9 集团军在撤退时战斗队形的编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由于完全出乎意料而惊讶不已，慢慢地才适应了这个可怕的消息。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仍然想从我口中间出某些消息。一场军事法庭对事件的审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们和叛徒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对叛变却疏忽了过去。他们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或者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党籍。遗憾的是，我不能帮什么忙。我一字一句地又一次重复了昨天同弗谢沃多夫的谈话。司令部的书记员马上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我们都签了字。从那时起我连这件事的细节也记住了。
接近中千的时候，我接任了步兵第1 旅参谋长的职务。我师的一个骑兵团也配属给我们，命令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头天夜里哥萨克白匪夺走的丘马科夫斯基村庄。他们挡住了我们去波沃里诺的道路。必须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定。顿河人沿树林边缘在炫耀矫健的骑姿，企图引起我们从事无组织地仓促行动。而我们却沉着地进行着攻击的准备。于是敌人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投入攻击了。
哥萨克们将长枪斜挂在马上，呐喊着向前冲。步兵动摇起来了，需要鼓励鼓励他们的士气。骑兵团还没来得及展开，有一翼已勒马停止前进。为了使另一翼尽快地突向前去掩护步兵，旅长、旅政委叶弗宁和我跑到了骑兵队伍的前面，用刺马针向马刺了几下。根据哒哒的马蹄声，我感到红军的骑兵正紧随着我们急驰。开始我们三个并排奔跑，后来马自己以全速奋力疾驰起来，我的马看来比其他马更善跑。它猛力一冲把我带到了队伍前面，而其他的马则要数分钟才能冲上来。在奔驰中我一面用纳甘式手枪射击，一面躲闪瞄准了我的哥萨克长枪。哥萨克们飞快地从我身旁闪过，其中有一个猛然从背上抽出卡宾枪来，几乎是迎头向我射击。我感到小腿象烧伤的一样。把脚放在马镫内已感困难。有两个同志看到我要从马鞍上掉下来，当即把我扶住，抬到一旁，然后剪开马靴，草率地包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