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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保护可爱的人们。老实说，我在部队期间以及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未做过伤害任何人的事情，包括没有伤害过和我们对阵的人”。
仅仅这一段似乎雄辩地响彻在大厦前的空话，就足以把他当成一个我行我素的外行，然而麦肯奇·伍德还远远没有说完，他又捡起了在历史性圣诞和平发生前不久英国一社论作者发表过的思想，那位作者写道，可惜不是欧洲前线的那些士兵，而是这些可诅咒的政治家和当权者有说话的权利。按圣诞停战后的消息说，小人物在战争中已一无所求，他们只想活。
就像麦肯奇·伍德。
他最后又说：“战争初期，1914年圣诞节我在前线的战壕里，参与了当时有名的停战。我们离开自己的阵地，和我们的德国敌人握手。当时许多人在想，我们是不是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贬低自己。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事实是，我们那样做了。当时我有了一个看法，这一看法此后越来越坚定了，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处理事情的话，就不会再开枪了。这一停战持续了14天，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就是因为我们同是被别人操纵的人，我们是被迫互相在开枪的。我们大家确实都很清楚，那简直就是一个坏的政治体制。跟我一样，在这些日子里，经历过这一事件的其他人也都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这样的政治体制。我希望，我们始终还会想起一些东西来的，但是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摆脱引起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些感情，我们必须尽可能忘记战争。拒服兵役者，该惩罚的也已经惩罚得够了，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尽少听到这方面的情况。”
从他所在的党派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同时也遭到像厄尔·温特顿、索思比指挥官那样的保守主义派的反对：其实，麦肯奇·伍德所提到的圣诞奇迹早已被遗忘了，它是历史上一次性的事情。
尽管如此，西线的苏格兰人和萨克森人一年以后，即1915年12月底并没有被已宣布的惩罚措施所吓倒，他们学指挥官的样，指挥官们对所有的士兵间的接触保持着沉默，所以士兵们也学他们这种沉默策略。他们对在阿尔芒蒂耶尔谈好的小和平保守秘密，这对士兵们来讲，是个好办法。
所以，自发约定的停战一开始根本就不告诉有关的指挥官，免得因触犯某个命令而倒霉。他们在碰运气，必要时装出在打仗的样子。所以当德军司令部的人到最前线视察时，一切都显得跟正在打仗一样。不，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完全可以解释，战地电话是通的，可以提前传消息，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前面的人。哨兵在站岗，随时可发出“请注意”的警告。有情况了，就对准插在防卫墙上面一根棍子上的洋大头菜开枪，这个菜头是圣诞节时射击比赛用的，现在已烂得只好让老鼠分享了。然而富有生活经验的萨克森人犯了一个错误，正在对面防卫墙上拿着铁锹干活的英国士兵没有被告之这一情况。
所以应该想到，刚刚到达的指挥官会命令一个士兵，将那个显然是疯了的敌人打死，指挥官果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在当时……士兵与战区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在视察新兵时新兵与司令部将军之间的关系：害怕多于热爱”。在萨克森第2军团第139兵团的回忆记录中，对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有所描述。那个勇敢的萨克森士兵把枪打偏了。
“简直是瞎打。”这个指挥官斥责道。然而那个拿铁锹的英国兵在离开防卫墙回战壕去以前向这边招招手，这下指挥官不再相信是碰巧打偏的。在场的少尉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跟敌人约好了，大家加固自己的工事，在这段时间里不开枪。这一应急谎言好得很，听起来满有道理。根据兵团编年史家记载，这位指挥官事后对他部下的这一需要还是充分理解的。
士兵们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个爱尔兰志愿兵写信给他的“老温尼”说：“可惜，不像一年以前那样了，战场上不能再打乒乓了，代替它的是‘砰、砰、砰’的枪声。圣诞节也禁止我们互相邀请喝茶。”他挖苦地抱怨说。但德国的间谍们跟以前一样消息非常灵通，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由温尼烤的美味黑麦饼干是什么时候到的。这次他一点都没有分给别人。“这些饼干虽说寿命很短，但它们有一个充实的生命。我将捍卫最后的饼干屑，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开玩笑地写道，并用“再见，我爱每一个人。你的爱着你的朋友艾弗”结束了这封信。
兰开夏郡第2轻步兵团的兰斯·科波拉尔·乔治·阿什赫斯特当时20岁还不到一点，1915年圣诞节他正在图凯附近的英国阵地执勤。72年后，几乎过了一辈子了，这位92岁的老人接受了大战博物馆音响档案部的采访。从录音带放出的沙哑说话声，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但他的回忆思路很清楚。阿什赫斯特把那2个小时的停战——因为当时和平不允许超过2小时——始终作为活生生的图片存在大脑里，博物馆的历史学家们来采访时，他就从过去的记忆库里把这些图片调取了出来。
和平是在晚上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开始的，一个德国兵用圆号吹了几首圣诞曲。“第二天早上，那个通过无人区来我们这里建议停战的德国人挥动着一根绕着白布的棍子，表示他的和平意愿。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把他俘虏起来。”根据英国军官的意思，这个信使在眼睛被蒙起来以前看到英国阵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因此不能再放他回去了，对他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而也许正是当了俘虏，才救了他的命，阿什赫斯特冷静地补充说。
但他们接受了德国人带来的消息，往对面喊话表示同意，从11时至13时停战，说定了。圣诞节上午将近11时，大家都从战壕里出来走到无人区，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都出来了，但都站在自己阵地一边，即在自己的战壕前。没有像去年那样变成自发的联谊活动和交换礼物，联谊活动被严格禁止。甚至有谣言说——就像许多别的谣言一样被信以为真——违反命令者被处以绞刑或者按紧急状态法就地处决。“我们起先站在战壕上面，活动活动腿脚，接着像在滑冰场上一样滑到了地上，最后终于踢起足球来了。德国人也跟着我们一样做，但我们只是自己人内部踢，而不是跟对方一起踢。”天很冷，结了冰，地很硬，球不听话，让人难以捉摸。
他们互相朝对方扔报纸，德国人扔他们的《里尔战报》，英国人扔他们从伦敦随给养送来的报纸。“我一点不担心德国人会破坏和平，我只有一个想法：就这样下去，应该持续下去，就像在天堂一样。可是第二天，英国人按上面的命令必须开枪了。”阿什赫斯特补充说。他从战争一开始就痛恨这些可诅咒的将军了，直至到了高龄始终可以从录音带上听到他那用清楚的话语表达的痛恨。他们白天只是对着敌方朝天开枪，打在敌人的战壕上方。
他的同胞威廉·泰特回忆说，使他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偏偏是那些令人讨厌和可怕的普鲁士人，具体地说是第14兵团的普鲁士人从战壕里出来请求实行停战而且遵守了约定。1976年，一个德国军官在大战博物馆采访时说，即使没有那种将军们所害怕的圣诞节气氛，在平时的战争中也有许多早就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变成了可能的事情：1915年秋天，英国人向德国的某部第6连发起毒气进攻，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没有死，因为他们及时戴上了防毒面罩。英国人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已死了，于是让步兵进入无人区，他们未受保护冲入了火力线，许多人倒下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死者掩埋掉，完事后将一个白色十字架放在掩蔽部上。两天后，天刚亮的时候，看见对面有两根柱子撑起了一条白布，上面写着：‘我们感谢你们也掩埋了我们的伙伴’。这一天就没有再开过枪。”
1914年圣诞和平以后，在许多英国报纸上发表了令人思考、几乎是令人忧伤的文章，不像德国和法国报纸，尽是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的激昂情绪。但到了1915年底，随着阵亡人数的增加，对罪人德国人的愤恨也明显上升，编辑们用强烈的语言相应地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当那个轻步兵的故事通过一个步兵写给家里的信传开后，英国人和德国人进行友好联谊这种有失体面的行为受到斥责，两名参与军官后来上了军事法庭，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