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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书：
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自莫里森博士于本年10月自欧洲返回北京报到之日起计算。
莫里森在中国新的角色从此开始。
1911…1919年第4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1）
1
1911年10月9日，汉口。
暮色中，位于俄国租界一座被雨水冲刷得很旧的大楼里，汇集了一群革命党人。此时，长江还在涨水，汉口隔江与对岸的武昌相望。江水静静地流着，革命惊雷却即将响起。
第二天凌晨，在武昌一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军的守备哨兵，攻占了清湖广总督署所在地，黎元洪被推为革命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
十八星旗在清湖广总督署的上空飘扬，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清朝的大臣们正在争论立宪新政。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的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开始了，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其中有两名澳大利亚人，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早在义和团时期就以报道中国情况出名的新闻记者莫里森。
10月11日，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虽然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但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从对武汉的观察中，莫里森感受到“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2
这时候，一直鼓动革命的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的革命领袖，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端纳。这位美国纽约《先驱报》的新闻记者，不用人家邀请，就毫不客气地担任起革命者的组织工作。
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各省，悬挂起各色各样的旗帜，只有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在南方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察清军的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作为惟一一个见证了这次行动的西方记者，端纳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为《先驱报》和其他澳大利亚报纸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
南京城外，1911年12月1日。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做绝望的挣扎！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远东生涯。当时，在罗湖桥的另一端，清王朝已摇摇欲坠，端纳作为悉尼《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赴广州采访了清两广总督张人骏，并被张人骏聘为名誉顾问，这为他在门禁森严的中国大陆官场中挤开了一条窄窄的门缝。
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里森，在莫里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中山的名字被频繁地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而宋耀如正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端纳预感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他要到风暴的中心去。1911年初春，中国开放较早的商埠上海以其繁华的景色展现在了他眼前。他在后来回忆道：“喧闹的黄浦江徐徐东流，江面上舟楫点点，仿佛它们是从丰饶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闹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欣赏上海的美景当然不是端纳的目的，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他见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和这场革命运动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11月6日，上海的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发愁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他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赶赴南京参加完总统就职仪式，将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就回到了上海。
第二天，端纳正在上海革命党部的小屋里被冻得要死，有人送来一份专电，孙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东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篇宣言是从一个高鼻子、带着微笑的年轻西方人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当长江流域燃起共和之火时，莫里森依然呆在北京。几天之后，他看到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以优雅而富喜剧效果的姿态，轻快地走过整个站台，以此向人们显示，三年前使他被免职的那条“酸痛的腿”现在好极了。这一次他是应隆裕太后之召，前来拯救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的。
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他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这篇报道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莫里森则被聘为袁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袁世凯赐给他金印一颗，并一度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命名为莫里森大街，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但随着中国历史出乎意料的进程，莫里森、端纳这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
1911…1919年第5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2）
3
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的中心，端纳也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同时，端纳成了新政府里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当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是端纳最喜欢的一个。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端纳的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往火车站。当发自上海的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站时，端纳也在随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个月中进入了角色。
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掠夺、侵略，几乎成了几十年来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不可回避的报道主题。
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日本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期间来到中国的纽约《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克里尔曼（该报社的老板普利策后来因设立“普利策奖”而闻名）。11月24日，克里尔曼从旅顺发回一篇目击报道，题为“倭寇残杀记”。文中描述了日军杀害中国平民的细节：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