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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刘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人物。我问过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刘备、关羽、张飞之间，为什么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和情深义重？在那个道德沦丧、人心险恶、战乱频仍的年代，即使是亲生父子与同胞兄弟之间，也随时可能为了名利、为了前途、为了生存的机会而反目成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呢？W先生认为，刘备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他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汉室宗亲的金字招牌，二是他的仁义作风。
我问：“那个金字招牌有什么用呢？”
答曰：“可以用汉室宗亲的身份来获得政治上的号召力。”
又问：“那么，仁义又有什么用处呢？”
答曰：“可以用来赢得人心。”
W先生的说法，是当今社会流行的一种历史观。而三国时期的实际情形，却未必如此。
刘备的皇裔身份未必能够获得多少号召力。第一个原因，自汉高祖刘邦至于三国时期经历了大约四百年的时光，全国具有刘姓血统的汉室宗亲多得像山坡上的羊群，刘备的身世没有稀罕之处。第二个原因，虽然史书上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他的世系自刘胜的儿子陆城亭侯刘贞之后便难以查考，而天底下却有相当多的比他具有更加纯正血统的皇室后裔和宗亲。第三个原因，由于汉桓帝和汉灵帝的腐败堕落，社会上已经形成对刘姓皇室的怨愤、鄙夷与敌对情绪，并且形成以黄色为时尚的颜色革命。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发动黄巾起义，曹丕篡夺皇位之后取年号为“黄初”，还有孙权取年号为“黄武”，都是以黄色为标志，要取汉朝的刘姓皇室而代之。所以，刘备以刘姓皇室的宗亲自称，未必能够赢得多少好处，相反很可能因此而遭遇不幸。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王朝的时候，只见那些八旗子弟纷纷改成汉姓，并未见到多少人以爱新觉罗皇族后裔自称，即可作为质证。
所谓刘备用仁义来赢得人心的说法，恐怕亦是现代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如果用仁义的面孔来赢得人心，那还叫仁义吗？那就成了一种假仁假义。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刘备在欺骗关羽和张飞。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短时间地欺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地欺骗一个人，但绝不可能长时间地欺骗所有人。”如果刘备是一个假仁假义的骗子，那他怎么可能长时间地欺骗所有人呢？而他的骗局居然可以如此巧妙，不仅可以骗过同时代的人，还能够骗过1800年来无数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只有聪明的现代人才能看破其中的玄机？
我告之于W先生说：“您既然是三义宫旅游公司的总经理，怎么可以用这些想当然的说法来玷污刘备的令名呢？”
我的看法是：当汉室兴隆时，刘备以汉室宗亲自称，或有炫耀身份之嫌疑；当汉室倾颓时，刘备表白自己汉室宗亲的身份，反映的却是他对于家国的热爱、以及救困扶危的担当和勇气。抗日战争时期，吉鸿昌将军在胸前佩戴“我是中国人”的铭牌，反映的也是这样的热爱、这样的担当、这样的勇气。
至于仁义，那是人类本来就有的善良天性——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人性没有被暴力扭曲，没有被罪恶玷污，那种善良的品质就会在每个人身上闪烁出靓丽的光芒。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那个黑暗的世态映衬了他们身上的仁义之光。
W先生听了，不禁为之耸然而动容。
人间有沧桑
多年以来，经常有人问我：“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九十年的时光，你怎么还有这种拥刘反曹的封建思想呢？”一边问，一边还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故纸堆里跑出来的怪物。
我会下意识地抖抖我的西服，然后反问：你所谓的封建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拥刘反曹就是你所说的封建思想吗？难道就因为刘备姓刘，我们就不能赞美他的仁义吗？
这样的质问和交谈，能够让我们接近事情的真相。我们可以谈到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政局、那时候的世态人心，并且与我们当前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而我也会因为慷慨激昂，以至于无法掩饰谈话的锋芒。
王法文先生和刘桂郁先生一直在倾听。他们并不一定全然认同我的观点，却始终宽容地向我微笑着。在恰当的时候，他们谈起了涿州和三义宫的历史变迁。
涿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年荆轲向秦王进献的地图，就是涿州的地图。图穷匕现，出现了荆轲刺杀秦王的悲壮场面。那么，秦王为什么如此垂涎涿州的地图呢？刘桂郁先生回答说，因为涿州肥沃的原野和富饶的物产。
涿州及其周边地区，即是历史上所说的督亢，古来即有“小江南”的美喻。尤其是大邵村、小邵村、夹河村和冯村花园一带，每到夏天，早稻吐穗，荷花盛开，四野飘香，景色甚是优美。民国时期，主编《涿州县志》的周存培有诗赞曰：“山光泼翠水托蓝，获稻分秧事事谙。十顷荷花万株柳，卜居须住小江南。” 王法文先生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候春有“楼桑春社”、夏有“邵村花田”、秋有“督亢秋成”、 冬有“盘坡积雪”，真是人世间的天堂啊！直到197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考察涿州，还在赞叹此处是“得天独厚盛产水稻的好地方”。
如今，涿州地区水系纵横、苍翠欲滴的田园景象，正在成为一个远去的记忆。随着拒马河、胡良河的断流， 曾经充满诗情画意的“拒马长虹”和“胡良晓月”也已经风光不再。放眼望去，再也看不到一块池塘或者一条水沟，只有满眼灰蒙蒙的尘土。当地的居民只能从地下采水饮用，据说在某些地方，直到70米以下才能打出水来。如果遇上干旱，不要说什么水稻，连小麦都没有办法成活。只有在雨季，河道里才有水流经过，但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王法文先生感叹说：“从1973年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怎么会有这样恍若隔世的变化呢？”
与这片土地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历经劫难的三义宫。“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义宫被当作所谓的“四旧”u，遭到一群红卫兵无情地破坏。金碧辉煌的殿堂被拆毁。红松木雕的神像被焚烧。林立的碑碣被砸烂。还有那些三、四人合抱的古松古柏，因为发生武斗死了人，也被锯倒做了棺木。刘桂郁先生1968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残垣断壁连接着荒芜破旧的山门，围拢着好大一片瓦砾场。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为什么要重建三义宫，也不知道三义宫是否真的能够重建起来。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换成了钢筋混泥土结构，红松木雕的神像也换成了泥胎彩绘，只有当年那些参天的古松古柏无法替代，便按照《三国演义》中的描述种上桃树。时值早春时节，那些桃树刚刚发芽，仿佛一排排六、七岁的小学生在做午间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着稚嫩的枝桠。
道义无今古，人间有沧桑，我们感慨着，浑然不觉时间的逝去。当我们从三义宫出来，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按照计划，应该去张飞庙的，看看天色已晚，只能改到明天去。
刚走不远，一位衣衫脏乱的少年突如其来地扑到车头上，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刘桂郁先生开门下车，大声地喝退他。我问是怎么回事？王法文先生解释说：“那是一个脑袋有毛病的傻子，啥也不懂，就知道要钱！”
三国文化与旅游经济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接见和宴请。她频频举杯，一方面欢迎我对涿州的访问，一方面希望我在以后的讲学和写作中多多宣传涿州。她感慨地说：“如今是市场经济，涿州也需要发展的机会啊！”
按照刘蕴英副市长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联的两位负责人陪同我参观张飞庙和卢植故里。其中一人，是刚刚上任的文联主席。早晨8点35分，文联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后驱车往东而去。
我感觉方向不对，问曰：“张飞庙不是在西南方向吗？为什么反向而行呢？”
文联主席说：“不去张飞庙。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他解释说，张飞庙和三义宫一样，原来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后来又同样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张飞庙，是当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钢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筑。还有一座所谓的张飞古井，其实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台，1993年迁移到张飞庙南侧。我问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