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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细节情节，并不完全适合拍摄电影。父亲是县参议长。母亲是小学校长。哥哥做了国军兵团司令。他们一家，文治武略，并非乡村土老财。从椅子形山岭沿大溪河而下，往南，翻山越岭，不远就是全国闻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红池坝。那里，早年活动过贺胡子的队伍。他们在当地遭到围剿，吃了败仗，远道而来。后来，那支被称做“红军”的队伍，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战，夺取了我们国家的政权。和我们常听到的红色故事一样，那时的游击队，生存的环境十分恶劣，有时又发展得神奇而逍遥。那是几个省份交叉相邻，谁也管不了的广大山区。千沟万壑，云蒸霞蔚，暗水流淌。瞎子舅舅带领乡亲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民把歌唱，红旗飘飘过山岗。这些景象，在当时的梅家小姑娘看来，都不完全可信。她没有见过红军的旗帜。瞎子舅舅，仅仅是个算命先生，成天举一杆画着阴阳八卦的紫色招摇旗，走村串户。在邻近好几个县份，昼伏夜行，神出鬼没。不知走了多少日夜，也不知给多少山里人家打卦、算命，看地基、坟头和风水。他仅仅到椅子形山岭来过两趟，不久，一支抗着红色大旗的队伍，驻扎在红池坝前面的红柳小镇军营。那里，历朝历代都驻扎着匪兵官兵。红军正在邻近省份闹得火热。官军架着大炮对准通往大江的路口。早年的红军，没有走出红池坝那一带。江边县城出现了干瘦精明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瞎子舅舅把她带到县城女子中学读书，女子中学又多了一位类似的算命先生。他也来自红池坝和椅子形山岭。贺胡子的队伍，没有翻过狮子山，也没有在红柳小镇绿水上的那座军营驻扎多久。原来，名震四方的瞎子舅舅，根本就不是贺胡子队伍中的一员，他仅仅在红军队伍里当过几天马夫！谁知道贺胡子队伍里的不知什么人，离开红池坝往外开拔的时候，悄悄给瞎子舅舅留下了些厚厚薄薄的羊皮纸包着的书，改变了他们家族男人女人的命运。红军。国军。地下党。游击队。正规军。保安团。相互交错，纠缠不清。那是激烈冲突、阴森恐怖的混乱年代。许多生命，在深山老屋的暗夜里消失，又不知不觉地在另外一片奇山异水间，蓬勃地生长。闹红。抗日。剿匪。瞎子舅舅来无影去无踪。富裕的家庭环境，给她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提供了安心读书的机会，无忧无虑。羊皮花袄红马靴，清亮妖娆富家女。突然一天，鸡叫时分，瞎子舅舅穿一身灰布军装，出现在椅子形山岭下面的大溪河盐场。原来，瞎子舅舅早已是地下党。在红色组织担任了大官。那时地下党的大官，不像现在某些官员那样脑满肠肥。他当了多年地下党干部，依然那么清瘦，两眼无神。他神出鬼没，不知疲倦地奔波，简直不像大官。谁知她那戴着眼镜、又高又瘦的瞎子舅舅，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红池坝方圆数百里的丛山峻岭中，组织了一场武装起义暴动。那次暴动没有成功。这时，他不可能把她祖母娅雯，已满十六岁的县城女子中学学生，送到大江上游的那座城市里去，认识来自更远、担任更高级别的地下党大官。那里，她祖母的命运，才真正进入了决定一生的转折。一场迎接祖国黎明的战斗，即将打响。江边美人，医学院校花，梅娅雯，迎来了她生命中的第一次萍水相逢。那就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们那时的生活和感情，做出完美的评价。神秘公馆客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他还给她讲了许多革命大道理。她对那些道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她说：“你说的一切，我多少已经知道，不用再做思想工作了。我想明白，目前，就是今天晚上，我做些什么。抄写文件，刻写钢版，清理名单，还是……”
他起身走到紫檀木办公桌前，转过身，很近地望着她，说：“你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把你这身学生装换下来，换上作为南洋回来的某某商人带来的小夫人，你应该穿得妖冶得体，雍容华贵。”
窗外的细雨还在下。她当然没有拒绝。商人革命者把她带到公馆楼上为她准备的卧室里，拿出事先备好的皮衣皮裤，南洋色彩的花哨服装，丝绸，皮衣，燕尾服，骑马装，一件一件摊在床上。那是她将扮演角色的道具。她的脸微微红了，说：“这些衣服，我也熟悉的。小时候，父亲托人到南洋去，给我买回来过好多件哩。”公馆里本来雇有保镖、佣人、花匠和门卫。自商人革命者入住后，就把那些人给辞了。那天晚上，偌大的公馆，只有他们二人。厨房、卫生间，还是那样豪华。热水器、梳妆台、浴池、抽水马桶，有些她的确还没有见过。我们实在不好描绘那天晚上，他们是不是在风雨渐息的夜晚，把对方变成了自己。那不是如此简单的生命礼仪。客厅卧房里的家具摆设，都是军阀留下的。他把衣服展开在她面前，她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洗浴，换衣，她都顺从地做了，而且，也没有“一夜情”之类的事件发生。她耳边回响着他幽默风趣的话语。他们配合得没有一点隔阂。那是革命者初次见面的坦诚和融洽，也有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心灵的交往和神往，并不是一个成熟男人和一个青春少女的生命连接。现在事情已相隔几十年。或许他们已经死去，说不定商人革命者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某某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正走向黄昏，陪伴他们在生命黄昏风景中行走的，还有他名正言顺的妻子，虎虎生气的儿女，或已长成新新人类的孙儿孙女。那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文艺作品中，常看到的普通高干家庭。这样的家庭，和他们的那场萍水相逢，和他们共同淋湿了的那一场场江南烟雨，似乎毫不相干。从某个角度看，又和他们的家族家庭血肉相连。我们再也无法从男女主角现在的身上，寻找到任何蛛丝马迹。那场萍水相逢之后，她陷入了一个更漫长、更纠结的生命疑团，走过了更加苍茫的现实人生。
当然，事情的发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离奇。他们后来有了孩子。这个在春风里幸福受孕，在秋雨中凄苦临盆的孩子，延续了这个家族另一种辉煌曲折的悲苦命运。怎样才能走进他们共同的生命历程，那时并非一种必然。奇怪的是，这种必然命运，恰恰以偶然的方式再生。那样的烟雨把她引进公馆，已是一种必然。必然走进公馆，并不一定非得带来一个孩子的诞生。当天晚上，他们不可能住在一起。他是职业革命家，而姑娘仅仅是刚介绍来的下级。穿了香喷喷的荷花棉布睡衣，睡在二楼卧室里那间雕花的木床上，壁炉里烤着炭火，她回想着商人革命者给她带来的初步印象，说不上温暖幸福。说真的，对未来的工作，她也没有想得过多。关键是这个人，她根据过去看过的资料，在脑海里描绘着一幅幅想象中的那个革命领导人的生命图景，风趣幽默，坚定深沉。说不定人家早已结婚，他的老家，苏州，或者衡阳，……还有妻子儿女，说不定他和老家妻儿，已多年没有见面。他曾在抗日和“剿匪”的战场上，多次死里逃生，敌人的“剿匪”战报，被击毙的“匪徒”名单中，不止一次出现过他的姓名。他在白区的黑暗中穿过，多次得到噩耗，家乡的妻儿已被反动派杀害。那时，革命者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个世上最残酷的盼望和最遥远的期待中活着，而“活着”，往往像两朵互不相干的云，短暂相聚之后，又别离依依，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的地点在哪里。也就是说，商人革命者出现在梅花山上神秘公馆的寒冬里，依然是形式上的单身。她走进这座神秘的公馆，恰恰延续了革命者的这种命运，短暂相聚，又像依依飘散的两朵云。
此刻，除了简单的工作交接交谈，他们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命。这种生命，系于何处，怎样生根？
“对他的姓名，职业，家庭等等，一切情况，凡是他没有告诉你的，你都不许问！”
那晚，江边茶楼。负责学运的地下党市委委员，“表哥”谭纪年，认真地告诉她：
“记住，这是党的纪律！”
纪年拧着眉头，再叮嘱一句。她点点头。那时，人头攒动的码头上很热闹。透过茶楼正房雕花的窗格望去，一个半瞎的老人，正“梆梆”地敲着竹琴。唱词是他们都很熟悉的《水漫金山》。那是她的瞎子舅舅，装扮成唱竹琴的老人，为他们秘密接头站岗放哨打掩护。他的枯眼半睁半闭，歌唱的声音，尖细悠扬：
“桃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