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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就不敢、不愿面对世人，甚至“家人”？
不过，那些深深刻进家族耻辱记忆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没有多少能掩藏的东西，就像人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戴着黑框眼镜的革命者谭纪年没有成为叛徒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如时光渠道里流动的水，阳光下也晶莹透明，毫无故意掩藏什么的打算。只不过，党组织地下工作的特性，必须尽可能对外人掩盖，不仅包括他们的敌人。历史风暴把他推到了山中古镇的那条小河边。一九四八年，五月端午节，他在菜花地里被捕，改变了他的命运。中国革命历史教科书的某一段落，也因此而改写。某些党史资料记载，他正式被捕是那年九月。那天，秋高气爽。他妻子——或许，也是假扮夫妻的妻子？唔，当然，也不对，既然都生孩子了，还有什么假扮夫妻？——梅娅雯，正在这座城市大江南岸外国人办的教会
医院里生孩子。那是小莲祖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生孩子。纪年和他的同事，也是地下党的市委委员萧某某一起到教会医院来守护他妻子生小孩，还没有走进大门，从医院门前右侧的那株高大的桂花树背后蹿出几条黑衣壮汉，抓住他的头发和衣领，把他摁进了停在小卖部门前的美式吉普车。他手上还提着暖水瓶和牛奶。那是他在南岸牛奶场订回来的牛奶，还没有来得及交到妻子手上。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怀着别人的孩子，他们根本就没有
同居。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他曾贪污党费，去找一个妓女同居的原因？而且，又有人说，那个妓女，也是他们用来做掩护的假扮夫妻。那里，正在筹建一个新的秘密据点。他被捕后，还看到过那个所谓的妓女并不是真妓女，而是
国民党特务故意安排的内线。他的被捕，很大程度是这个内线的告密。但是，后来，她也被捕并被杀害。后来查证，根本就没有这个妓女。大叛徒谭纪年和所谓的某个“妓女”的真正牵连，并不是这样。如果这样，他的被捕就成为地下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本来，叛变后，他立即加入了反革命营垒，完全可以找任何女人组成新的家庭。况且，他的叛变，的确是因为阴险狡猾的审讯处长，给他安排了好几个漂亮风骚的女人作为诱饵。可惜，那些如花似玉的特务美女，都成了他不能止渴的“望梅”，偶尔给他投来点点腥味，抛几个媚眼什么的，他一个也没有沾上点腥。如果那样，她祖父不仅是叛徒，还是背叛祖母的花心男人。当然，也很难说祖母和叛徒祖父之间，有多深的感情。从他第一次被捕，一九四八年端午节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解放，是第二年冬天。叛徒祖父已经成为国民党某某中校专员，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阵营里，混了一年多时间。那一年多，他在监狱里待了不到半年。他努力为他叛变投敌的那个政权效劳，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努力效忠的新主子政权，会那么腐败，那么没有抵抗力，败得那么快，那么惨！简直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段时间，她祖母带着不是他们的孩子，在什么地方？牛奶场继续住下去？那么，她为什么没有被捕？要不，在乡下流浪？哪个乡下？她知不知道纪年被捕叛变后的情况？知道纪年叛变，她祖母是什么态度？纪年叛变后，据说，给过她祖母几十块大洋，作为孩子的抚养费。怎样给的？在哪里给的？当然，那个时候，不可能还有金条掌握在他手上。从叛徒被捕到解放，那一年多时间，他们是否还住在一起？究竟有没有联系？怎么联系？那时，她祖母作为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妇，不满二十岁，正在乡下某一原始森林躲避战乱，喂养孩子。他们都感到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特别漫长。寒冷冬夜，能隐约听到远处轰隆隆的炮声，空气似乎着了火。那是冰与火的岁月，他们对盼望已久的新政权的产生，或感到心灵的寒冷，或还充满火热的激情。那是一种极端复杂的感情。毕竟，身份不同了啊！实际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而且，过去的市委书记谭纪年，叛变后，瞬间成为新主子的忠实走狗，也没有脸面再和他的下级、“假扮”的妻子梅娅雯见面。
解放大军的炮火沿周边的大江、峡谷、山峦、街衢，分几个方向，向这个城市猛轰过来，那个腐朽政权的最后一块营垒，立刻变得不堪一击。兵荒马乱。他没有和谁联系，就像没头没脑的苍蝇一样，寻找自己的出路，瞎碰乱飞。当然，叛徒祖父也有了自己的主子。炮火声中，腐朽营垒的头头脑脑，也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奔逃。不是向西组织公开决战，就是向南钻进山沟，潜伏隐蔽打游击。只有到万不得已的关头，极少数头目才有可能坐军用直升机逃往台湾。可是，他并非不知道，所谓组织决战，或打游击之类，都是那些头目给溃败的下属鼓气而已。他真正的退路，就是一张军用飞机的通行证。叛徒祖父逃亡的时候，上司明确告诉他，某某国军第某某号军用直升机上有他的座位，他才跟着逃难的队伍，逃到了西边的那座城市成都。那是这个政权，又一块最后堡垒，而且，已摇摇欲坠，正处于初冬时节的风雨飘摇之中。大街上，数不清的伤兵搀扶而行。载着大兵伤兵的大卡车，塞满了本来就很拥挤的道路。他在苍蝇乱飞的飞机场，等了几天几夜，也没有等到来载他逃跑的某某号军用直升机，原来安排他逃跑的上司一个也没有了踪影。他不知道上司的许诺，完全是张空头支票。那时，他真正感到自己完全已被抛弃。终于，有架直升机黑鹰一样悄然降落。冬夜苍茫，寒风凛冽。有个过去的上司红着酒糟鼻，挽了小女人大步向他走来，塞给他一张硬纸头，叫他留下来组织散兵游勇打游击，并封了他为某某某救国军川西某某纵队少将司令。他接过委任状，在寒风里站了许久许久。他知道这是一张比通行证更加残酷、更没有使用价值的空头支票。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僚，黑蜻蜓一样登上直升机。本来，他可以像那些逃难的家属一样，拼了老命挤上飞机。但那时，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力气，腿脚也不再听使唤。他已经这么挤过一次直升机了。吊绳索一样，他刚爬上摇晃的扶梯，就被一双大皮靴猛蹬了一脚。抬头看，正是他的酒糟鼻上司。他无力地摔下来，瘫在僵硬的水泥地板上，摔断了腿，因为那张空头支票上写的不是这架直升机。他不知道，上司已接到指示，对共产党的这种叛变分子最好的处决，即使来不及处决，也不能带到台湾！直升机，见你娘的鬼去吧！这样的一个政权，怎么不垮台？他努力直起腰来，伸长颈脖，冲渐渐远去的黑鹰直升机骂了一声，又缩回脖子，艰难地站起来，跛着腿，在空旷的机场坝子里徘徊，想自己的出路。好在，他已换上落难商人的服装，跛出飞机场，在那座城市阴暗小巷里一个肮脏的旅馆，住了三天三夜。那时，他挤飞机时摔断的腿，虽然伤得不重，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小旅馆住着那些天，他没有上街，也没有吃饭。第三天傍晚，小旅馆老板红着脸膛进来告诉他，解放大军的队伍已经进城。今天晚上，所有旅馆全部戒严。这样，肯定是想把他从旅馆赶走。因为老板瞅他神态，根本不像什么商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都心照不宣。那天夜晚，他提着简易行李，跛上路灯灰暗的大街。一队队巡逻的士兵，完全穿着解放军的黄布军装。远远地望着，那些战士的这身黄布军装，他怎么如此熟悉？哦，对呐！延安开“七大”的时候，他见有人穿过。当时，他知道那身黄布军装，对他有多大吸引力！穿上它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他和他过去的组织，再也不是地下秘密工作，而是地上公开了！他过去努力为这个新政权工作献身，为的就是能公开穿上那套军装啊。寒风吹来，他缩着脖子，抱紧双臂，他突然感到自己本来就和那身军装连在一起，他本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也许因为一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情，也许处于有家不能归的迷幻状态，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大街旁阴暗的树阴里徘徊了一夜。黎明，他站在横贯城市的高高大桥上，把手中那口装着他简易财产的黑色皮箱，扔进了滔滔流水，然后，踩着虚幻的脚步，跛进了那座城市崭新的红色政权，某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投案自首。他想，也许就这样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当然，他是在枪杆控制之下回到“组织”的。没有温暖的怀抱，而是监狱和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