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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出些学业的、人生的问题来跟我探讨。看看，孩子们毕竟都大了，不像小的时候，缺少太自主的意识，一切都以大人的标准为标准。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看法。侄女谈起哲学问题，已经很像样子了，她说最近在看休谟的书，对哲学特有的一种辩驳程式很感兴趣。后来，又聊到人的生存形态，侄女兴之所至，背起了我20岁时写过的一首小诗：
惑 60（3）
像一条涓涓小溪
———我的思绪
没有终结
没有壮丽
只清清流在山间
趟着精华润美草地
自然中发出
轻轻回响
永远都平静而清晰
这首小诗的名字叫做《小溪》，至今连自己都有些记不清了。侄女说了一大堆大学同学向往的生活方式，然后说着各种人生观，但是，转而她接着说：“姑姑，我觉得其实不论人最终怎样选择，一个人的内心都要留出一块净土，让精神有个家。否则，灵魂失去了处所，可能这个人的一生就一点可值得珍藏和回忆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喜欢你的《小溪》。”
我说：“这可有点不太像你们80后的想法噢？你知道，姑姑和你爸都已经是有些不入时的人了。”
侄女否定着：“我才不这样认为呢！”
我说：“尽管我觉得你这样想非常好，但是宝贝儿，你也别太沉迷于那样的境界中了。《小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我看着侄女，这一刻，心里也有着一种对她的担心。我觉得，这个家走出的孩子，真的是有如点点所说，有着太多家庭的烙印。我在想，他们，我们家的这个下一代，未来能走得好吗？
回到自己家，已经有9点多钟了。不想看书，这属少有的情况。安静的四周没有其他响动，可是心里却又怕任何声音。总得找点什么事做吧？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坐到了电脑前，按下电源开关。随着开机音乐的一掠而过，屏幕上跳出了自己喜欢的画面。那是一幅原野木屋的图象，坐落在森林的边缘，四周有着草木斑斓的色彩，也浸着湿漉漉的林木气息。小屋的木板上仿佛还能看到斑驳的青苔，那像星星的点缀，散布着几许俏皮。我总觉在那个木屋中，一定发生过最温暖的故事。只是它的主人现在远行了，留下它，如一个神奇的纪念，储藏了让所有过路者永远想不尽的神秘。
我愣在这图画前，就那么默默地盯了许久。或许，是自己一直都太着迷如此的一种想往，这个画面就始终没有换过。我思忖，自己该是个守旧的人吧。然而，守着一个不是自己可以抵达的想往，那份寂寥该用什么填充呢？
这突然冒出来的意识，不经意间吓了自己一跳。以往从未想过的问题，让我突然有种空落落沉降的感觉。我不敢再执迷于此，赶紧跳入有人气的邮箱中。
流连了片刻后，我打开回复的界面，盘算着复简志峰的邮件。
这一次我不再按他的思路来议论眼前的现实问题了。“非典”期间，无数次的交谈，不管是“尽人事而后听天命”，还是“心远地自偏”的纯粹精神漫步，再或者是有关边缘心理与精神回归的探讨、个人成败与命运的分析，及至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及出版集团问题的关注和看法，说得实在是已经够多了。我已想不清自己曾为此说过了多少话，大脑还有多少能源？
歇会儿吧。我跳过他的难题，讲了一堆自己今天烧菜的闲话儿。
惑 61（1）
2003…7…21 是祸躲不过
今天卸掉了去北京的事，但没主动和局里联系。不想赶着忙地催他们打发自己，所以等那边联络了再说。
一上午还算相安无事，几个前些天就见活跃的人，此时里出外进的，在刘世荣的门前与楼道晃过，见着我诡异地一笑，有些不自然。我全当什么事没有，不做任何反应。想，这本在料定之中，即使再过分，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前些天刘世荣他们折腾的时候，就有各种端倪显现出来了。一会儿是他“请示”给手下负责送取稿子的人申请私车补助，说此人与教育部门联系多么多么不辞辛苦———其实该人也是有背景的，老爹掐着他吃饭的半个脖子，他要做顺水人情，还要取悦笼络为己所用；一会儿又给谁额外地申请高配置电脑，说其人工作如何如何需要，反正“独立王国”的事都要最优的待遇。大少是很好地与其做了配合，该办的不该办的到他这个环节都放行，该卡不该卡的凡非自己人就都卡住，甚至封官许愿的话也传了出来。大少毫不掩饰地说，在风华社我说什么事能办就能办，我说不能办就办不了。玩起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主行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点想法的人眼皮子薄是不奇怪的，总得学会看风向标吧。
午休时分，局里的电话来了，要求我下午一上班到局里再度接受谈话。我说下午约了作者，那边就退了一步，说可以后延一小时。
时间精确到一小时一小时的程度，我知道，拖不出今天了。反正横也是它竖也是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按照限定，我3点准时到达了局办公室。这时，就有人领我去了副书记袁仲那儿。
今天谈话的，依然是大前天的二位。他们见到我还是上次的样子，先是请坐，然后是斟水，接下来就直切主题了。
袁副书记问：“让你也考虑了两天了，你最终是个什么态度？”
我说：“很简单，我依然不希望调离风华社！”这一次我不再重复上次的理由，一句带过后，接着我开始说这些年来风华社前前后后发展的思路、脉络，讲其中的工作问题和不同意见，也讲了我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以及最终结果。这之中，我举了更多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是惟独没碰那块“家天下”预谋的最敏感疮疤。
我这样谈的目的，其实是想做最后的努力，或者说心中还抱一丝幻想吧。我希望能放在桌面上的事实，可以撼动谈话者的神经，否则这些年信仰的东西就太不堪了。并非理想都是讲给人们听的，人们不可以愚弄自己坚守的东西。所以，我要让他们了解风华社这些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在人们习惯了的处事规则和逐渐麻木的现实面前，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是是非非都是些个性、脾气累积起的个人恩怨，更有大是大非。他们听着，但在一些枝节上还是提出了自己存疑的地方。听得出那是个别人一面之词的转述，比如我常年和谢社长坐一辆车，同出同入；比如我在出版社发展问题上忽略某些部门的利益；再比如社里有出差标准，而我在当编辑的时候就多次乘飞机来去，等等。我知道，他们耳闻的仅是这样一个层面，却并不清楚实际的情况以及问题的实质在哪儿。长久以来，冠冕堂皇下的尔虞我诈，以及觊觎者眼里心里的私欲，早已把最基本的事理扭曲，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也慢慢改变了对事实判断的能力。
为此，我不得不做简要说明，一番陈述之后，我最后说：“这些，估计你们二位领导还是第一次听到吧？我不是习惯事事向领导汇报的人，今天不得已说这些，甚至是要为自己辩解，我想，它也该是最后一次。我并不祈望自己的话能在领导心里有多少分量，但是，风华社这几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我想领导们心中应该有数。那么，说到风华社再度调配人，不管是从大的方面讲，还是从小的方面考虑，若在公允的立场上，说句不该说的话，那就是风华社调谁都不该调我出去，对吗？”
惑 61（2）
我不想让他们再跟我扯那些场面上的话，因为玩正经是会做官的人都油到家了的事，而迫于无奈的代言人通常也只能拿它当作武器，所以多说何益呢？再者，让得了便宜的人卖乖，而让吃黄连的人自己去消化那一肚子的苦水，我觉得，这也叫不负责任。
眼前的两个人显然在这样的谈话中也体味了不少东西，整个过程中，他们一边听一边默默点头，某些时候表情中甚至有为没想到而流露的同情，无奈地摇摇头。我问了一个“对吗”把他们问住了。于是，缄默。有几十秒钟大家都没有说话。
毕竟谈话是不能不继续的，袁副书记和方部长代表的依然是最高层的意见，而非自己。袁仲说：“我们的确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当然，这跟我们不分管这块工作有关。不过，林黎，你看，你要离开风华社有什么个人的困难是需要我们反映上去吗？”
这一句话，真真道破了天机。我还有选择吗？分明不管我在说什么，其实都只是一堆不会生效的垃圾话。即便我刚才是犯愣说些什么过激的话，他们也是会让我“发泄”的。这一刻，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