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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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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日夜并杀。斯时也,倭不及饱食,丽不及为应,途分主客,后无援兵,不习水战,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内中所云”(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廿二《请止倭夷封贡疏》)。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已已条)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到万历期间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侯继高《全浙兵制》;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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