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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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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

这么一个小型强国,如果不是离朝鲜实在太遥远,倒真是一个抵御倭寇的不错选择。

就在金应南去北京的路上时,汉城也接到了辽东都司的咨文。看到咨文里严厉的措辞,李昖和手底下的大臣都惶惶不可终日,只盼着金应南能够随机应变,在北京把这事解释清楚。

幸亏金应南不辱使命,在北京把朝鲜的嫌疑洗刷清楚了。收到金应南的回信以后,从国王李昖到底下大臣,都长舒一口气,可当他们看到万历皇帝提议朝鲜、琉球、暹罗三国合兵的建议,眉头又皱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领导发话,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玩笑话,但下面的人,必须都得当成一件事去办,否则万一判断错误,就会大祸临头。万历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当回事,但朝鲜要是当成耳旁风一笑置之,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惹祸。

怎么办?只能正式派出使节,郑重其事地婉拒领导关心。

没办法,李昖只能又派去一名使者李裕仁,专程为婉拒合兵暹罗、琉球事。

李裕仁前脚刚走,李昖一拍脑袋,忘了件大事儿!辽东都司的质询咨文,到现在还没正式答复呢!朝廷虽已知倭情,但朝鲜通倭这种谣言,必须得正式辩解一下。李裕仁临走的时候,只交代他去婉拒合兵,辩诬的任务他没领。

朝鲜人不嫌麻烦,在十月二十六日又派出了一名陈奏使韩应寅,专程前往北京辩诬(《宣祖实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个“辩诬”,在朝鲜是个专门的名目。朝鲜是中国属国,平日里最害怕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上国愤怒,所以一旦两国出现了什么龃龉,朝鲜就会赶紧派人去解释,名谓“辩诬”。

比如朝鲜李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明朝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中朝甚至蒙朝混血,还郑重其事地写入官方文书。朝鲜人不干了,又不敢直接抗议,就派遣使节前往明朝进行“宗系辩诬”,要还李成桂一个纯种的朝鲜血统。所以“辩诬”这事,朝鲜人是驾轻就熟。

“辩诬”的韩应寅前脚走,金应南后脚便回来了。他把大明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陈申、苏八、琉球等地的倭情奏折,朝鲜小朝廷这才弄明白大明对倭寇的了解有多详尽。李昖一琢磨,心想不行,朝鲜距离日本最近,琉球都通报倭情了,我们如果不拿出点有质量的倭寇情报,委实说不过去。

韩应寅是专程辩诬去的,没派别的任务给他。于是李昖不嫌麻烦,又派了一位叫申点的使臣,把朝鲜能搜集到的倭寇情报全汇总起来,再报天朝。

读史至此,忍不住要感慨一句:奔波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使者们,你们真是辛苦了……

再感慨一句:李昖同学,有什么话您不能一次说完么?

负责“婉拒合兵”任务的李裕仁到北京时,是十月十七日。他上表言辞恳切,说:“暹罗琉球,小邦只闻其国俱在南海中,窜远悬绝,舟船不通,未详道里几何。方维在何,今无缘寄声。”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这俩地方我们找都找不着,更别说拉人家助拳了。”

万历听了,也没生气,还抚慰一番。朝鲜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未合上嘴,万历又说了一句:“琉球和暹罗不成,咱们再换一家助拳的嘛。”

李裕仁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大明对朝鲜可真是优待,暹罗、琉球合兵一事刚下马,朝廷马不停蹄,又给朝鲜找了一家盟友。

还好,这次的盟友,比那两家靠谱一点,叫葡萄牙。

准确地说,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对于葡萄牙人的战斗力,大明早在正德年末的屯门海战中就领教过了。那一场战事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他们先进犀利的火器,也给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名臣汪鋐、戚继光等人的大力推广,佛朗机已经成为一个武器品牌,广泛应用于明军装备里。

找葡萄牙人助拳,也不是没有先例。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曾经组织舰队前往浙江宁波,剿灭了海盗林剪(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隆庆二年,海上巨盗曾一本曾打算围攻广州,结果被澳门的葡萄人打跑了。这两次战役给大明官员刺激很大,时人评价说“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陈吾德《条陈东粤疏》)比日本人都能打。

所以这次倭乱大起,大明想起葡萄牙人,是很自然的想法。

找葡萄牙人出兵,这个是两广侍郎刘继文的主意。刘继文的构想相当宏大,就六个字“擒斩关白入献”(《神宗实录》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三),让葡萄牙人依仗着船坚炮利,直入日本,擒贼首脑,来北京献捷。

万历皇帝觉得主意不错,跟朝鲜使臣提了一嘴,吩咐当地官员赶紧去联络。

刘继文去找葡萄牙人交涉,但葡萄牙人根本没搭理他。这些欧洲人都是漂洋过海作生意来的,才不会干这种火中取栗的傻事。剿灭海盗是一回事,介入两个国家的战争是另外一回事。葡萄牙人都是生意人,指望着在中日两头做买卖,严守中立。这次若是出兵帮了大明,以后在日本就别想混了。

不过葡萄牙人也算够意思。早在两年前,秀吉曾经想买葡萄牙人的大战舰,他们一打听,原来这船是要打大明用的,忙不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葡萄牙商人回绝以后,大明这才彻底熄了合兵的心思。朝鲜人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不会再有反复了。接下来韩应寅、申点陆续赶到京城,辩诬的辩诬,通报的通报,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不吝赏赐——至于暹罗、琉球、葡萄牙什么的,在几顿赐宴之后也便被中朝人民抛去脑后了……

如果万历皇帝为朝鲜找的这些盟友统统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鲜半岛上,会出现一支来自东方的联合国军。这支联合国军囊括了大明、朝鲜、暹罗、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严格来说他们此时是明军)等一系列国家或政治势力,那该是件多么绚烂夺目的事情呀。

为什么大明这么热心给朝鲜人找盟友呢?这是我们在初章所说的战略思维所决定的。

在大明眼里,朝鲜也罢,日本也罢,都属于藩邦蛮夷,只不过一个听话,一个不听话而已。外国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鲜半岛对大明来说,不是战略重心,犯不上动用天朝大军。

大明的血,不能为一些蕞尔小国而流,最多帮忙喊几个外邦打手过来——这还是看在朝鲜一贯恭顺的面子上。

在这些潜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后,大明甚至考虑过干脆让朝鲜单独出兵剿灭日本算了。在万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说朝鲜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愤恨,不如就趁他们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时机,让他们出兵去打日本(《神宗实录》二十年二月壬酉条六)——说一千,道一万,大明就是不打算为外国用兵。

万历皇帝大概对朝鲜虚实也有所了解,没有同意兵部的这个计划,只下旨让朝鲜好好搜集一下对日情报就算了。可见大明朝廷对朝鲜的忠诚心和实际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在非议大明在壬辰战争爆发前的漫不经心,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后世之人,生活在一个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但从十六世纪的大明视角来看,日本不过是一隅蛮荒小国,偶尔会制造些诸如倭寇之类的小麻烦,还谈不上动摇大明立国之本。大明本身的事务已经相当繁多,对于一个遥远岛国的不靠谱的野心,没有必要投诸太多关注。

而且种种证据告诉我们,大明对于频繁响起的倭警,并没有掉以轻心。

浙江、福建两处的巡抚常居敬、赵参鲁早在递交倭警情报之后,就开始着手修造新的战船、招募水手,还添加了各类新式火器——这些准备功夫并没有白费,在数年之后,这些舰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神宗实录》十九年八月甲午条七、癸卯条九)——浙江甚至把中军都司移至扬州,把徐州参将行营移至淮安,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其他沿海地区如两广、山东、天津等处,也都纷纷整修战备,朝廷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下文,提醒边防将领地方大员,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来,大明的这些战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个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闽。”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倭寇入侵中国的标准路线,所以当秀吉要入侵的消息传来,大明第一个反应,就是经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来,闯入中国腹心。

在一封兵部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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