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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是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分批下放劳动。”领袖的意思是说:“广大干部不要老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一切,而是分期分批下到基层第一线,同基层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亲临第一线了解和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再回到办公室……”而执行者们却歪曲地将一些干部连人带户口、家庭全都下放到与自己全然不相识,不熟悉的基层干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是一大悲哀。
领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领袖意思是说:“学生不能只是待在城里学着书本上的知识,要边学习,边劳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农村去,接受新的教育。然而执行者们却将接受“再教育”错误地理解为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年轻的一代,有知识的一代全都成了农民,城市需要人才再从农村往上调,那需要城市干吗?不如将城市全部废弃,把城里人全都迁移到农村去当农民,将农村发扬光大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世上的事千变万化,谁也诉说不清,道不明白,今天这个理,明天那个理,令人费解,只能随大流——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你呢,接触社会少,整天忙碌军务。”汤建民接着前面的话题说:
“现在正确的东西并不代表以后依旧正确,现在不正确的东西并不代表以后依旧不正确。就拿我的婚姻来说,宪法和政策并没有规定穷人不准与富人恋爱,无产者不准与资本家结婚,然而事实却超越了宪法和政策之外。再说,我恋爱、结婚对象是富人家的闺女,也没违背和超越宪法和政策之规定,还不是遭来横祸,蒙受不白之冤吗。虽说现在已经改变,可我也老了,过去的光阴一去不复返。”汤建民深深叹了口气。
欧阳天的脸孔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不知是同情,还是因为不满,脸孔一下变得僵硬了起来。
打心儿里,欧阳天挺同情汤建民,自己官做的虽不大,但毕竟是一个“正师级”干部,在后勤部任军需部主任。如果按照军衔制,官衔不是个少将,起码也是一个大校。若按地方行政级别,应该是个市长。汤建民当兵比他晚两年,年岁比他小三岁,现在是市政府下辖计划委员会的一名行政处处长,按照部队军衔和级别——大尉 ——营级,比他足足低了四、五级。假如不是那个年代,那种思想,那种要求,汤建民现在已经是市政府堂堂的副市长或下辖的主任、局长什么的。人比人气死人!谁叫他不尊重自己,拿命运当作儿戏。俗话说,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女人比比皆是。他穷人家的闺女,无产者家的闺女不选,却偏偏选中了资本家的闺女。这是天在灭他,是他自己在毁灭自己。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人既然生存在这个世界里,就得按照这个世界规定的游戏规则行使着各自的权利:个人服从集体,家庭服从国家,弱势群体必须依附强势群体,这是必然规律,谁违反了游戏规则,谁就应该出局。而年轻的一代为何这么的愚昧无知?他们不是以历史和前人的教诲来衡量世界,而是以自我意识和幻想面对世界,甚至不管不顾,我行我素。记得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一种理想,一种愿望一旦形成,所有的东西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连生命也作了赌注,不达目的,不实现美好的未来,粉身碎骨,万死不辞。这是懵懂无知,还是追求理想?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为了劳苦大众?当时,他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他只晓得贫穷——国家贫穷,人民贫穷,土地贫穷,山河贫穷……一切都笼罩在贫穷之中。国家若要富强,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有彻底解放了自己,彻底消灭贫穷,国家才会强大,人民才能够真正的当家作主人。
“开饭了。开饭了。”欧妻招呼道。
汤玉安走进客厅把大方桌收拾了一番。汤建民起身和儿子抬起桌子朝客厅中央移动了一节,摆上酒菜。
自来到欧家,汤玉安一直在厨房里帮欧妻忙碌着。
夕阳西下,暮色像潮水般地涌来。空气在两扇大吊扇的旋转下,不再那么炽热。
“大嫂子,大哥不准备要小茜了,我要,你有意见吗?”
欧妻笑着说:“做父母的哪个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大嫂说的对不对?”汤建民又将了欧阳天一军:“你怎么开这酒?大家都是自己人,随便喝什么酒。”忽然,汤建民一脸惊奇的样子,阻止道。
欧阳天正在开酒瓶盖。这是一瓶“茅台”酒。
“你喝你的酒,你管他什么酒呢。”欧阳天说道。
“今天又不逢年过节,也没什么大事好庆贺,喝那么好的酒不是糟蹋了吗?”
欧阳天没答理汤建民。他给每人杯子斟酒:“来来来,喝酒。喝酒逢什么年,过什么节啊!想喝就喝,没那么多讲究。”
“欧伯伯,这酒是不是为小茜?”汤玉安斗胆地问道。
“为她什么?”欧阳天头一仰。
汤建民明白了。他端起酒杯起身祝福道:“我们大家共同祝贺小茜大学毕业,正式走入社会,走入工作岗位。干杯!”他喧宾夺主。
欧阳天迟疑了一下,端起酒杯与汤家父子碰了碰杯,将杯中的酒吞噬下去。
“谢谢你们!”欧妻感谢道。
汤建民瞧见火后已到:“我们应该学学人家外国人,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有错必改……”
“外国是外国,中国是中国,国情不同。”欧阳天说。
“国情?这是自欺欺人。”汤建民喝了口酒说:“现在什么东西不是外国人发明的,思想、体制、生产关系等等不都融合了中国国情,哪一点是我们国家自己创造出来的?不能一提到我们的痛处和不足之处,就将国情搬出来糊弄人,当作挡箭牌。即使糊弄一时也糊弄不了一世啊。”
“你说话要注意分寸。”欧阳天提醒道。
“你别吓唬我了。”汤建民调侃道:“其实,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他接着说:“错,不承认错,这能说是国情不同?专断强横也是国情不同?不尊重别人的权利也是国情不同?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无话可说。”
“玉安,平时你爸爸尊不尊重你们?”突然,欧阳天问汤玉安。
汤玉安点点头:“尊重。”
“你别怕,实话实说。”
汤玉安看了父亲一眼说:“平时我们做什么,我爸从来不干涉,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也是耐心地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事理。”
“为什么?”欧阳天不明白地问道。
“因为社会的错综复杂。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事情没经历过,只是道听途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个性和自身,没有经历过现实的考验,一旦遇到畏难,就不堪一击。如果经历过磨练和考验,对事物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我们是有所帮助的。即使以后犯错误,也不会委靡不振,担惊受怕。如果事事不允许做,错误不允许犯,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管制,是害了我们。我们尊重父母,父母也应该尊重我们,大家是相互平等的,不能因为辈分的不同,经历的不同,或者爱护,关心等等,约束或压制儿女的自尊心,乃至上进心,让儿女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过着贫穷的生活。”汤玉安振振有辞地说道。
汤建民笑颜道:“孩子尊重父母,父母就应该尊重孩子,这是相互平等的。你不犯错误,他不犯错误,那谁去犯错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人犯错误啊。就拿小茜和小云来说,他们在你严厉地管教下,如果没有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姐弟俩肯定安分守己,老实做人,一旦遇到江湖险恶的环境和心术不正的坏人,他俩,岂不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指望你去救他们?”
“欧伯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以前我也问过我爸爸,我爸爸解释过,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词,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你爸爸的意思不就代表我的意思了吗。”欧阳天说。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