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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檦是李的同党，李敷、李奕兄弟被诛他也逃不了责任。但是范檦懂得见风使舵，冯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风向要变，赵黑来联系他，他就彻底倒向了太后。范檦与李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对不起，大约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他向冯太后密告，李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这话是李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那家伙抵赖！”
李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1）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讨伐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
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2）
不过这次骚扰并不成功，大约还是出于对北魏的畏惧，予成的十几万骑兵在长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军了，没有起到任何夹攻甚至牵制的作用。
北魏进攻南齐的军队名义上以刘昶为统帅，实际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进攻淮阴，陇西公拓跋琛进攻广陵，河东公薛虎子进攻寿阳。
太和四年（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军首先发难，攻下了南齐的马头戍（今安徽寿县西北），继而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击败，退到寿阳北面。
北魏军队重新集结，由拓跋嘉与刘昶共同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直取寿阳。一百年前苻坚八十万大军在这里栽了跟头，现在魏军并不信邪，还要再试一回。刘昶临战动员，场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声泪俱下地号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为我报仇雪耻！”
魏军还没杀到，寿阳城中的齐军已为魏军的气势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员虽多却缺少对策。垣崇祖见众人一筹莫展，开口道：“敌众我寡，需得以奇制胜。当年苻坚大败于淝水北岸，我看咱们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将士们现在就开始整修外城，并在淝水上修筑堰堤，加强防御，你们意下如何？”
众人都不理解，说：“拓跋焘攻打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