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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这类歌谣体作品。江苏籍留日学生也在创办于东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苏》上刊载了供儿童歌咏吟诵的学校歌（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俞复、丁宝善编写的《蒙学课本》里也有新歌谣，如第三册第二课：“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这些新创作的歌谣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寓教于乐，语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读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将传统韵文体蒙学教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创作新歌谣也就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晚清末年，在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难以适应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末路，与之相适应的诗歌教育也逐渐衰落。随着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诗歌教育被赋予了新任务、新内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奇闻逸事集 013 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第五章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在上面几章中，本书概述了古代诗歌教育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本书将古代诗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续到了晚清时期。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晚清阶段往往被历史学家划入“近代史”，并成为“近代史”的主体部分。但本书并非纯粹的历史学著作，也无意改变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只是无法将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生硬地割裂开来；而且晚清时期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很大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见谅。
下面，本书将从教材体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古代诗歌教育作一综述。
第一节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体系
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传授自然知识与伦理规范，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十分丰富，很难一一列出来。本书在前面简述诗歌教育史时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管中窥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说，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儒家的经学类教材，是指以《诗经》为核心形成的注释《诗经》的许多著作。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有一些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诗歌，在当时就被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诗经》和开私学授徒算起，《诗经》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约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就成为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诗经》先后被列为“五经”（西汉）、“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为了便于学子学习《诗经》，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著作数不胜数。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融通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古文经《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首次指出《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公合作，在经书注释上独创了“笺”的名称。郑玄《毛诗笺》、《毛诗谱》出现后，《诗经》的流传发生了重要变化——古文经“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而今文经的“齐诗”、“鲁诗”、“韩诗”就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诗经》教育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现今流行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孔颖达于贞观年间奉诏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毛诗正义》是对“毛传”和“郑笺”的疏解，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注释进行了鉴别裁定，因此又叫《毛诗注疏》，是注解《诗经》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被清代学者阮元列入《十三经注疏》，影响至今。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士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诗集传》中，他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就诗篇本身探索其本旨；文字音义则不拘泥于训诂之学，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齐、鲁、韩三家学说，而以己意进行取舍。《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逐篇述其主旨，逐章言其大意，常有新解。朱熹以后，注释《诗经》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也以《诗集传》为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和“诗教”传统对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毛泽东就曾写作数首四言诗，如《奋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等。1937年4月，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就采用了古朴典雅的四言诗形式。《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在今天仍然是诗歌教育教材，如《关雎》、《蒹葭》、《伐檀》、《硕鼠》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二是纯粹的诗歌类读本，是指根据某种需要编选的各类诗歌选集、全集、总集之类。
《诗经》原本就是一部诗歌总集，本名曰“诗”或“诗三百”，孔子加以整理后用以授徒，虽然作为礼乐教育的教材，但并未改变其本来面目。西汉时“诗”被儒家尊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此后其文学色彩越来越淡，而经书味道越来越浓。
自两汉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诗歌的选集或总集就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就成为文士学习作诗的范本而广泛流传。如《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花间集》、《江湖集》、《唐音》、《唐诗品汇》、《唐诗解》、《唐音统签》、《名媛诗归》、《明诗综》、《词综》、《全唐诗》、《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这些诗歌选集、全集、总集往往规模浩大，适应对象也非常广泛。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北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窜改，所收诗歌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花间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