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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张可他们那张新闻周报刚刚开设了“人物栏目”，需要两名记者加盟，艾红便让张可便跟总编说了，总编说：“可以，让他过来见个面吧！“。艾红说我很适合人物记者的角色，我去准成。我听艾红说着，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虽然那天在北京的全聚德老店，我说了让艾红帮我找工作的话，但那不过是一句玩笑，我考虑都没考虑过有一天会去北京工作。我就对艾红说：“北京人才济济的，我去了能好使吗？”
我的话让艾红生了气：“哎？你这么没自信啊？你在那儿有什么发展啊？你们那张破报纸与人家周报能比吗？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再说了，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这概念你懂不懂啊？你听我的就来吧，凭你的才华，来北京肯定行，在周报做上两年，肯定会是一个名记者……”艾红这般苦口婆心，倒让我动了心，我说：“那好，我考虑考虑！”“还考虑什么呀？就这么定了，来了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接你！”艾红又拿出当年的“一言堂”作风，说完就挂了。
“看来我要去趟北京一趟了。”我心想。“去就去吧，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也好，人去心空，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我在心里说。“按我现在年纪，确还有打拼的资力，过几年再想动恐怕就难了！”我心中又合计。“到北京也不错，毕竟机会多，没准我真能混出点儿名堂来呢！“我心就开始飞翔了。
下午的时候，黄鹂忽然给我打来电话，想是孙燕在单位告诉她的，我就把去北京的想法跟她说了。黄鹂说：“你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就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呢？”我们就在电话沉默了。我是在等黄鹂说：“如果我答应嫁给你，你还会去吗？”可黄鹂终究没说。我想黄鹂也是在等我说：“如果你肯嫁给我，我就不去了！”可我终究也没说。我们之所以都没说，是因为有个周彦军硬生生插在中间的缘故。
黄鹂打了电话不久，我又接了陌生电话，竟是穷孩子的父亲，他觉得很歉疚。原来，报道见报的当天，校长忽然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再和我联系，还话里带着威胁：“你们家孩子毕竟还在我们学校上学！”考虑到儿子的学业，他就答应了，就在学校的安排下于当天换了住处。可两天来，他一直都觉得很过意不去，忍不住打了这个电话。我就安稳他：“没关系的，不必太内疚！”心想，我要离开了，什么事都会一走了之。
最后一组吊瓶快打完了，徐冬才又匆匆赶了来，我跟他说我要去北京，他很惊讶：“这也太突然了吧？你要认真想一想，那可是重头再来啊！”我说：“是啊，我也没想到，不过确实是一次好机会，人家那可是大牌媒体，境界不一样的！”徐冬说：“那倒是。”然后问我：“那你和赵婷怎么办啊？”我就又跟他说了赵婷的事。他听了后说：“你这人就这样不好，感情上太认真了，现在的女孩子哪那么清纯呀？”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又笑着说：“你去北京也行，发展机会多，等发达那天，别忘了把哥们儿也弄去，怎么的也是京城啊！”这话说得我热血沸腾的。
我原打算跟单位再请三天假，虽然有张可从中引荐，但毕竟还要去面试，等当面定下来，我再回来辞职不迟。谁知第二天上午艾红又打来电话，说选两篇我的新闻作品，最好是人物类的，连同我的照片一块儿“Email”过去，我就照办了，我还真写过不少人物类的专访，有的还算有些名气呢。下午的时候，艾红再次打来电话，欣喜地告诉我已经定下来了，还看在张可的面子上，考虑到我的经济问题，把试用期缩短到了一个月。既然已铁板钉钉儿了，那我干脆就辞职算了！
我赶去了单位，可总编却不在，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说：“您下午还回报社吗？”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直说了。他很意外，继而也很伤感，问我：“你是不是因为那篇报道才走的？”我忙说：“不是，同学提供的机会，错过很可惜的！”他就说：“北京是好地方，报纸也很不错，关系到你个人的发展，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还是希望你留下来！”我就说：“我还是想和您见一面。”他却说：“你要是非走不可，就不用见我了，你若是能留下来，我倒是想和你坐在一块儿再聊聊呢……”我们就这样在电话里罗嗦了十几分钟，总编再次让我感动，可我却去意已决。
到单位人事部门办了手续，我给徐冬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辞了职，然后就去部门办公室，跟孙燕说了一声，孙燕也很惊讶，要请我吃饭，我说已经有哥们儿安排好了，她就说挺遗憾的。我离开了报社，就直接去火车站买了明天的卧铺票。
徐冬是仓促间张罗的，晚上在枫叶轩摆了一桌，为我饯行。张兵果然出差去了外地，方东方又不愿来，我们之间的恩怨，哥儿几个都心知肚明了。就徐冬、刘大军、刘进、还有我，四个老爷们儿在那间小包房里喝到了子夜时分，竟谁也没提我和赵婷的事，好像都知道了。我一瓶一瓶喝着啤酒，似乎把几年来，在省城该喝而没喝的酒都喝了。
烂醉如泥，一塌糊涂。
三十三
2004年的第一场雪，似乎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
获知这一信息时，我正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车窗外雪花飘飘，两个操着标准京腔的妇女，就坐在我前面谈论着，我对首都以往的降雪情况一无所知，既然她们这样说了，那就是吧！离开了省城，就好像与省城的一切断了联系，我的心情好多了。我也说过，每次来北京，我都会有一种亲切感。
我来北京一周多了，来时就带了几件衣服，揣了几张银行卡。我本就没什么东西，省城住处的家电都是租了房子时就带的，跟房东交代一声也就不租了，还余两个半月的房租，他给我退回了两个月的。只有那台电脑，还算是我唯一值点钱的家当，我是先放在了徐冬家里，他昨天刚托了一个开车来北京的老板，给我捎了来。我刚来那几天就住在艾红家里，前天才在一个学生公寓里，租了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艾红的那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在通州区的东关，已属于郊县了，房价当然不会像北京市内那样动辄上万，与我们省城市内地段商品房的价位差不多。这里交通也相当方便，有一段直通市内的高速，最适合有车族居住了。艾红夫妻俩因都上班，没太有多时间顾及家务，就请了保姆，一个四川籍的小姑娘，说上十句话，我能听懂一句。大卧室睡被夫妻俩占着，小卧室又被她占着，我只能睡客厅的沙发。白天我搭车和张可一起去单位看一眼，空闲的时间就去找出租房，艾红劝我：“不用太着急，找不到就先住这儿！”我就说：“趁现在不忙找一找，过几天投入工作就没时间了！”我确实住得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个小保姆，看我的眼珠子都是绿的，我怕时间长了会出事。
在北京找房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单位近的地方房价都很高，可又不能离单位太远；两室三室的我不能租，太奢侈了，单间又不好租，信息源少；只有合租的房子多，到处皆是，也是最经济的，可我这个人又挑剔，和男人合租吧，我会有一种怪怪的同志感觉，就犯恶，和女孩子合租吧，时间长了产生什么纠葛也很自然，人毕竟不是冷血种类，有着丰富感情的，这倒也没什么，但我却怕艾红笑我：“你可真酷啊，还玩上异性合租了！”我扫荡了几天，终于在某大学附近找到了一个学生公寓，是私人经营的，就在一个新建的花园小区里，一栋居民楼的整个二层都给了它。
公寓里差不多住了上百号人，大多都男女学生，但毕竟分隔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单间，虽然面积与我在省城的没的比，但房租却差不多，每月500元，而且是一个月一交。其实细琢磨起来也没便宜哪儿去，老板的心也够黑的，就一根宽带线接了那么多台电脑，每台电脑还要收50元的上网费，电费都是四毛八一个字儿的，他却收八毛，进公共浴间洗一次澡要收四元，就差那几个公共厕所没收钱了。一切只不过是“秋后算账”，让你的心里有一个承受过程而已。我搬过去的时候，艾红跟去看了看，直皱眉：“这样的地方你怎么住啊？”我说：“这多热闹啊，单身男人不都这样吗？”艾红说：“是吗？”就笑了。
有了新住处，我曾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但没有用，只要还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