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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给春树的姨妈打电话，问询春树的情况，他姨妈说，案子去年8月已经判了，春树判了死缓，他妈妈无罪释放，都回单位上班了，姥爷判了三年。姨妈说，“他们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消息让我的心情一天都是轻松愉快的。
点评：不该由他们付出代价
陈敏读完对侯春树的访谈录，掩卷沉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侯春树及其家人的受暴经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其实很具有代表性。那就是：当家庭暴力受害人不堪忍受长期的暴力侵害，要求执法机关干预时，执法机关往往会以“夫妻打架是家庭私事”为由拒绝介入。而一旦家庭暴力受害人在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奋起反抗，不得不杀死原加害人时，原先拒绝介入的执法机关便会迅速介入并严惩原受害人。侯春树之所以杀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派出所屡次接报警后拒绝出警的失职行为造成的。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冷漠态度，大大地鼓励了侯春树的父亲，使他有恃无恐，将暴力控制家人的手段应用的得心应手，从而使侯春树及其家人对寻求司法救助感到极度的绝望。侯春树就是在自己、母亲和姥姥、姥爷的生命安全无法获得国家的公力保障时，不得已而采取私力救助。这样的后果，让长期深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侯春树及其家人承担，实在是不公平，这也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因为，不管暴力来自家庭成员还是非家庭成员，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不受侵害，都是执法机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叙述人赵小燕
访谈人范爱莲张捷明
访谈地点北京女子监狱访谈时间2001年3月2日
录音整理范爱莲
文稿编辑薛宁兰赵小燕，41岁，乡镇企业职工，初中文化，因生女孩，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歧视，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并多次遭到丈夫殴打。1998年某天，在与婆家人的吵打中，她手握刀子不慎将其夫的姐姐戳伤，并致其死亡。经法院审理，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减为有期徒刑20年。
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跟我爱人认识的。跟他搞对象时觉得他挺好的，那会儿他对我付出的是真感情，要死要活的，又喝药，又跳山地跟我好。在情人眼里一切东西不管是错误的，还是虚伪的，我都认为是最好的。这会儿回忆起来，我要是当时理智一些，也应该看到他的缺点，可是那会儿就是没有看到。以前我也搞过一个对象，因为种种原因，谈了几次就不乐意了，我觉得也挺伤害人家的。那会儿农村也挺保守的，互相见过几次面，那个男的挺乐意的，我不乐意。他的朋友给我写过信，管我叫姐姐，说：“姐，你知道吗？你不乐意后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你提出了不跟他搞对象，他喝了好多酒，都胃出血了，现在住医院了。”当时我也想，已经说不乐意了，我再去找人家，就怕人家说藕断丝连的。后来我想，我以后搞对象，不管他长的难看与否，只要他是真心，对我付出真感情，我就要真心对他。所以，就是在这件事后，在这种心情下跟他搞的对象。他当时是挺乐意的，他当时跟他父母闹的特别不好，他的心情也特别苦闷。最开始他的父母怕我是外地的，把北京当成跳板，就不太同意，对他说：“别让她给你骗了。”我想也可以理解，人家儿子找对象，当然怕上当受骗。我觉得我结婚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驳倒他们的谬论。
我们是1986年8月结的婚。一开始我们感情还不错。结婚时，他妈还对他儿子说：“你媳妇是外地的，这经济权你可不能交给她。”结婚后，我想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挺粗心的，他细心，我就把工资都交给他，连工资条都交给他。那会儿我在一个个体家具厂工作，他在乡林业站搞种子工作。我丈夫第一次打我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们1986年结婚，1987年我生了女儿。他们家算日子说一定是男孩，结果生了一个女孩。我爱人挺生气的，说人家医院给换了，还对我说：“你喜欢女孩，是不是你给换了？”还要找医院打架。我说：“你看看这孩子像不像你，你还说人家给换了，人家能给换吗？”他父母也挺生气的，因为我生的是一个女孩，他们家是哥俩，他哥哥家生的就是一个女孩，我们再生一个女孩，他们家就绝了。他爸爸就说：“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那会儿我们工资也少，他们家也不给看孩子。
我丈夫也觉得没奔头了，生了一个女孩，不照男孩那么有奔头似的。有时喝酒就撒酒疯。那会儿他妈还老说：“要是再找一个外地的，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还能再要二胎呢。”她就是老给儿子说这个，搞得他也想，女的跟他结婚就能进皇城（北京），再生个男孩。因为按计划生育规定，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就能再给一个指标。
后来我就发现他有外遇了。开始时我具体也没有抓到什么，实际上他跟他们单位的一个女的挺好的，我当时没有多想，我觉得一个厂的同事，男的女的在一起无可非议，也可以互相交朋友。1990年的一天，晚上11点多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特别着急，就出去找。我去了他们单位，单位说早走了，4点多钟就下班走了。到了晚上1点多钟还没回来，我又找人陪我去他们单位问是不是又回单位了，值班的老头又挨屋转了转，也没有。等了一夜也没有回来。这一晚上我就没睡好，他父母也没睡好。第二天我就看见跟他挺不错的那个女人的爱人，我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去哪儿了吗？”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完就乐了，我看他的乐不对劲，就说：“你不知道，他没上你家去？”他说：“是上我们家去了，他不让告诉你。”我说：“为什么不让告诉我呀？”他父亲也挺着急。我到厂子就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后来我问他：“你一晚上为什么不回家？”他说：“自行车坏了，我上他们家修车去了。”我说：“那天刮西北风，往家走是顺风，往他们家走是逆风，你怎么不往家走，反往他们家去？”因为那事，我们俩人吵架，他还打我。那会儿他没少打我，他把我眼睛都打得青紫青紫的，肿了，把身上也打了。我也找过大队的妇联。妇联有时就说，不行就离婚吧。我记得朱基总理说过，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我听了心里特有感触，我想如果要是咱们的妇联和有关组织能对人民特别负责任，能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也许我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1997年6月，一天晚上，孩子出去玩，他就催我找孩子。我回来后见他在外头站着，我说：“你让我找孩子，你自己站着，不成。”他说：“那好，咱们去遛弯儿。”我们走到村口，我发现他有点儿不对劲，我就逗他说：“干嘛，有约会啊？”他说：“没有。”这时就看见那个女的骑着车过来，她穿的挺漂亮的，见到我们，就放慢脚步，看了看我们。我爱人就对我说：“我去那边找两个铁管。”我说：“你别去了。”他就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说：“你要去就去吧。”回来后我就去他大哥家，他大嫂说：“没好事，咱俩去看看。”正好遇见他和那个女的往回走，我就问那个女的：“你找我爱人什么事啊？都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回家说，也许我还能帮你呢。”她不说话，骑车要走。我就拉着她的车说：“你别走。”我爱人就动手打我，乒乓五四就打了我一顿。后来就不回家了。我就想让他父母、他哥哥、他姐姐劝他。他哥哥也不敢深劝，说是劝赌不劝嫖，他哥哥也没他的力气大，还怕打不过他，他哥哥也不管了。我又对他姐姐说：“这事你得管管，劝劝他。”
我丈夫因为跟那个女的，得了梅毒。他上医院没告诉我。他往录音机下塞了一张纸条，走后我翻出来一看是医院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外文字母，我拿给开诊所的朋友一看，是梅毒。我就跟他说：“你得了这个病，回头你把我们娘俩也传上了，你也得为这个家想想。”他说：“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想夫妻一场，还是愿意他的病能好，我劝他别再跟她好了，不然病不是越来越重吗？后来他去了外地的一个性病研究所，带那个女的去的，花了1200多块钱，拿了两大袋药，可是他还是老去那个女的家。我挺生气的，去找他哥哥。他哥哥说：“都到这地步了，你也别找他了，找回他人找不回他的心。”我不死心，又找他姐姐。他姐和我就把他从那个女的那里叫了回来。本想让他母亲劝劝他。他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