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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可不怎么认这牌子，我们开始的工作更像是冬天里卖冰棍，吆喝得紧可没人过问。那时的中国企业，宁愿相信一些点子公司。这也许是东西方文化上的一种碰撞。
1997年以前，罗兰·贝格（中国）公司的客户80％是国外企业，如博世、西门子等，我们帮助它们进入中国，帮助它们做市场调查，帮助它们做营销网络。我帮助过的欧洲公司向中国的总投资额就高达40亿元人民币。直到1998年，中国企业开始认识到咨询公司的作用，罗兰·贝格（中国）公司也开始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主营业务也转向主要为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罗兰·贝格公司近年在华业务发展突飞猛进。2001年公司在华提供企业经营战略等项咨询业务量增长108％，而同年全球业务平均增长仅18％。在华业务的80％是为中国当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咨询内容包括企业重组和发展战略、国际化经营以及股票上市等。
2002年春，罗兰·贝格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先生来到中国，他说，“在中国，处处都是一派繁荣景象”。对中国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采取的坚定措施，罗兰·贝格先生亦表示肯定：“可以给打一个很好的分数。”
老先生给中国的这片蓝天的评价不错。
人生，留给世间什么（3）
崔传桢
大公司经理变成小公司老板
在罗兰·贝格的工作期间，在与众多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压力：国内的企业对先进的管理知识、管理理念实在是太渴望了，而他们所拥有的先进管理知识又太少了。特别是那些极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的确需要高明的“医生”来为他们“换脑”。思
考是痛苦的，而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之后，我开始逐步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1999年5月17日，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创办了易中创业公司，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最初公司只有3个人，工作异常紧张和繁忙，体力、脑力不分，老板员工同样，可以讲那时是什么苦都吃了。
对此，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一个人想快乐几个小时，可以喝酒抽烟；想快乐一个月的话，你可以结婚；想快乐一生，你就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一直在找，但我可以说，我终于找到了。
一开始有地位的落差，有收入上的落差，当然最大的区别在于接触的人不同了。原来都是与一些大企业的总裁、总经理打交道，而创业后经常与一些小企业打交道。其中还有人很不守信用，不守道德，这是我原来根本没想到的。
从世界知名的企业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我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机会，更多的是有意义。也许以我当时的背景，如果再做咨询公司，会有许多大公司客户，可以轻松地一年拿到几百万的订单。而中小企业就不同了，工作琐碎，赚钱少，中国的中小企业问题很多，融资、扩张、管理等各方面都有问题，但问题越多说明可塑性越大，我能改变的空间也就越广。这就像到非洲卖鞋一样，那里的人不穿鞋，反而说明那里的空间大嘛。我相信它未来一定会好。这也是对自己眼光的一个考验。
另外，小企业与大公司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只要帮助它改进一点，就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企业所有权各种利益关系清晰，执行和运行成本都低。我给深圳的一家小型印刷企业做过顾问，向老板指出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后，第二天，他就开始行动了，一个月下来，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50％。而大企业就不同。你给它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案，但非常有可能被权力斗争或其他因素而被放在一旁。
离开罗兰·贝格圆一个早年的梦——教书梦或者说是传播知识。我不是帮助单个企业，而是帮助众多的企业。就像教书一样，你是在一个大教室里告诉许多学生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和知识。
易中创业，已经做了4年了。它离我理想的境界差得还很远。但我相信：
人生，只有前面有理想照耀才是光明的。
人生，只有为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才是幸福的。
作者简介：宋新宇，男，1962年生于河南，1979年以河南省理科高考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0年3月～1981年6月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1981年7月～199年就读于德国科隆大学经济管理系，先后取得管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月～1993年6月在德意志银行科隆分行跨国企业信贷部工作。1993年6月加入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历任顾问，高级顾问，项目经理，中国区董事、总经理。1999年4月创建易中公司。现为易中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战略管理实务》课程客座教授。
在思考中经营人生（1）
崔传桢
我是1987年考上中国地质大学地球化学系的，在大学期间，为了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也为了更多地了解社会和增加对实际地质知识的感知，我曾经休学半年一个人骑自行车行程一万多公里，途经1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地质考察。在途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这里的人们怎样对待扶贫款——吃！喝！“肉好吃，酒好喝”——半生
不熟的汉话，我深深理解到，改变贫穷靠接济是不行的，需要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只有他们自强不息，才能真正解决贫穷问题。我感到了我的社会责任，我知道做地质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我需要和人打交道，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做与人相关的事情。
走向社会后，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我选择了推销员这个“苦差事”，因为这样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武汉工作一年后，由于感到武汉的空间有限，就带着200块钱从武汉到了北京发展，换了多家公司，一直做到销售部经理。由于眼见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衰落，我因此陷入了深刻的思考：这家企业不是营销做得不好，而是在管理上出的问题，没有用好人才，管理跟不上才导致衰落的。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后，我开始自修MBA，转行做人力资源管理。从另外一个角度与人打交道，不再浮在表面，而是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招聘、选拔、激励、管理等，真正开始与人打交道。
选择从事猎头，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因为恰好在我人生观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个著名的猎头人邀请我加盟做猎头；而必然是因为做猎头是我实现社会理想的最好的方法和手段，早晚我都会走到这条路上来。因为从事猎头工作，所接触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和高层次的人才，不仅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和人才，而且很容易将自己的公益思想影响到他们。猎头公司做好的话可以实现自己的社会公益愿望，也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当然，从事猎头还有
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断接触那些最优秀的人才，那些非常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经验，开阔更广的视野。
我也深深感到猎头巨大市场的存在，因为过去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对于招聘会、报纸广告，以及新型的网络招聘应该说都曾多次尝试。但对真正的高级人才，几乎作用很小，常常是空手而回。仔细分析：在市场流动的人才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眼高手低，或急功近利，或人际关系能力太差，或不稳定不忠诚。因为最优秀的人才往往被原来的老板所重用，很少关注外部的招聘活动。
猎头应该是改善企业人才紧张的一个手段，而且可以激励更多的企业不得不充分发挥人才的才能，给他们合理的回报，否则将面临猎头公司挖墙脚的风险。但是国内许多猎头公司运作上有问题，我看得很清楚。但反过来，这也让我意识到，如果规范、有信誉、真正设身处地为人才着想，这样的猎头公司，无论高级人才还是真正爱才、识才的企业肯定会更愿意接受服务。当时也是基于这种最基础的想法，希望打造一个全国知名的猎头品牌，希望帮助更多优秀的企业找到很好的人才，帮助更多优秀的人才找到更好的机会。
经过几年艰苦的奋斗，让人欣慰的是，浩竹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猎头公司，在广大职业经理人圈和民营老板那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我也因为跟着成功者不断地打交道，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我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航MBA班、地质大学、林业大学等院校多次给广大学子讲授我的感悟、反思以及从许许多多成功者那里获得的一点点经验。
广结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