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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想的源头就出自我国古代的孙子。”
长久的交谈，毛文杰发现沈伟光这位中国学者身上凝聚着难以言说的东方智慧。
沈伟光的智慧折射出一个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感，而“信息战”理论的挖掘则来源于实战中的思考。
沈伟光1976年入伍。1984年，他参加了我军边境自卫反击战。
他赶往前线的那天正是中国的大年三十，他在南国的山路边看到了许多长长的包裹着战友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上面系着白色布条，写着不同的人名。其中有3个是他的杭州老乡……
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战场，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场上的残酷。他的心为之一震。
后来有一次他陪同一位将军来到麻栗坡，这里曾经是一片荒丘，现在却已布满了战友的白色墓碑。他记得那位愤怒的将军从战士手中拿过自动步枪，对准天空扣动扳机，发泄对敌人的仇恨。
沈伟光陷入了沉思……
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有两本书始终伴随着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军部作战参谋，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克敌之法。他想到了古代的军事家孙子，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在反击战的硝烟中，他开始萌发了这样的思路：好男儿保家卫国不惜赴汤蹈火，而当信息革命来临时，还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克敌制胜的战争形态？是否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破坏敌人的阵营，打碎敌人的进攻，在零伤亡中寻找到取胜之策？古代孙子不是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我参加过20世纪中国最后那场战争，看见过亲爱的战友被战火摧灭。3年的战争经历，使我对战争的意义和残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时我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传统的战争是以人和物作为战争对象的，计算战果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指标。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把人和物排除在外？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感情，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想像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它！我就是以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沈伟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信息战”思想的发韧。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部队班师回营，沈伟光成为了某军区司令员的专职秘书。他开始把零零碎碎有关“信息战”的理论进行梳理，形成了理论“胚胎”。
在沈伟光看来，“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他当时提出的信息战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目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在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次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
在这里，沈伟光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形态之梦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但他坚信这种别开生面的“信息战”看似不动声色，却体现了战争的本质，“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
1985年夏，沈伟光回杭州探亲，开始了《信息战》的写作，一年后，22万字的《信息战》已经完稿。该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
他雄心勃勃地把书稿寄给一家军队出版社，可在当时这种前卫的理论鲜少有识者，书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两年后，他向出版社要回了书稿，把书中的主要观点摘编成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寄给《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对沈伟光和他的理论作了简短的介绍。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识到杭州诗人龙彼德。龙彼德对沈伟光的这部奇书很感兴趣，于是他便把《信息战》手稿推荐给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洁女士。这个以出版文化教育类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识决定破天荒出版这部近于“天方夜谭”的军事著作。
《信息战》的出版似乎是对沈伟光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和纪念，1991年8月，沈伟光脱下少校军服，转业来到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信息战”只不过是沈伟光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理想式发问，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广泛共识，而离开了部队的沈伟光也将从此被遗忘。可就在人们用质疑的目光看待沈伟光的时候，中央高层和西方战略专家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沈伟光。
傅全有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
局外人或许并不知道，在美国兰德公司跟踪沈伟光“信息战”学术研究之前，被称为“军中小秀才”的沈伟光已经引起军队高级将领的关注。
1984年，担任陆军某军军长的傅全有率部参加了老山战斗，当时沈伟光已是军部的作战参谋。沈伟光曾在傅全有面前流露过对“信息战”的研究兴趣。虽然理论上极不成熟，但傅全有对沈伟光的研究精神给予了肯定。
傅全有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曾任西北野战军副连长，参加过宜川、兰州等战役。1947年在延清战役中立一等功。建国后任连长、营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长。1981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对新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后来当沈伟光把全书写成了，傅全有特为《信息战》写了《注重战略研究》的序言，对信息战理论表示了支持。
1985年，傅全有被越级提拔为某军区司令员，沈伟光担任他的文职官。傅司令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雄才大略给了沈伟光极大的熏陶和鼓舞，就像沈伟光说的：“在傅司令手下工作，不知不觉地立足点高了，视野开阔了！”而这期间傅全有司令已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引起军委高层的密切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战争中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昼夜不停地分析情报，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通过计算机来分析和查找。多国部队在战争中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使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这场战争突破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模式，信息战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给世人带来巨大震撼。实践证明了沈伟光理论的生命力。这时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的5000册《信息战》一夜之间热销起来，它也成了中央军委领导及各大军区将领的必读书。
1994年5月，沈伟光经组织推荐来到北京，担任国务院某部长的专职秘书。他的良师益友——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炳彦大校常来看他，闲聊的话题多是中外军事理论的新动态。李炳彦希望他能重整旗鼓，尽管不在军营，但仍可把“信息战”的旗帜树起来！
随后沈伟光对“信息战”理论进行深化和补充，并开始致力于思维战等理想战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