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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回到老家杭州，和他相爱多年的女友举行了婚礼，又在杭州大学任教近一年后，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1984年9月，回到美国的海闻，边攻读博士学位，边潜心观察和研究美国经济。他还利用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任讲师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美国大学的教学经验。1993年他和同好创建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并担任理事，后又担任会长。
用“真心英雄”来指称海闻是不过分的。1993年在美国大学获得终身副教授职位的海闻毅然回到了祖国，并受聘于他的母校。从1995年到现今，8年潜心钻研，海闻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1993年，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智慧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著述中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分析和构想引起海内外经济学者和企业家的兴趣，也获得到了国家经贸决策部门的关注。其后，他和经济学家林双林合写的《管理中的经济学》，由他主编的《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等学术著作对中国经济运行 的提示和分析受到高层领导的夸奖。
杨子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艺术中的英雄形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贫乏的英雄梦中的一个公共标签。时间过去了若干年，梦幻一样的英雄之歌已不为新生代所熟知，然而对海闻来说，尽管如今身处显位，但虎林屯垦戍边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就像杨子荣的形象至今使他倍感亲切一样。因为正是这种最原始的英雄主义的冲动，才使他有了铭心刻骨的英雄情结，才有了后来的强国梦。
第三辑海 闻 （2）
在“WTO与强国梦”讨论中脱颖而出
海闻一直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自己。2000年他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中国入世问题与网友真诚交流，是近年来少有的在媒介抛头露面。也正是这次公众对话，使海闻的知名度突破了学术圈，在公众领域刮起了“海闻旋风”。
海闻是国内公认的WTO问题专家，由于他回国前在美国从事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并没有直接接触中国加入世贸的事情，但是他在外围的沟通和说服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影响了很多人。
1995年他参加国内一个世贸研讨会的时候，还是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邀请了他。当时的海闻在国内远没有现在的知名度，整个会议他都坐在旁听席静听。在会上，外国学者一直向中国游说开放的种种好处，然而中方学者不停地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海闻觉得很遗憾，因为大家始终没有真正沟通。
后来海闻出席了一个国际性的谈判会议，在会上他问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发展中国家是怎么回事？对方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国可以影响国际价格，所以不能适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海闻想，这种沟通上的障碍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后来他在很多的国际研讨会上，都向外方解释中国的意图。他说，要别人听得懂，重要的不仅是会英语，还要知道别人的立场和逻辑，要知道别人的顾虑是什么。
1997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访华时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直接问他们最担心中国什么。美国客人告诉海闻，美国担心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不是会继续朝市场经济进行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中国加入世贸后，因为特殊的身份在国际市场进行不平等的竞争等等。海闻告诉美国的客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因为中国有建设市场经济的决心，而且中国也是把加入世贸组织当成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来看的，中国只会继续改革。同时，他也告诉美国的客人，如果中国开放得太快，会有众多的复杂问题难以解决，对中国的改革只会适得其反，从而造成经济社会的各种震荡。
1999年朱基访美，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仍没有签订。当时海闻教授正在美国几所大学参加中国加入WTO的研讨会，恰巧跟踪了整个过程。海闻看到，朱基在访美期间跟很多美国人做了很好的沟通，没达成协议完全是美国的原因。他看到，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共和党完全撇开经济上的考虑，搞出什么献金案、间谍案，一定要把克林顿跟中国联系在一块，把他描绘成出卖美国利益的总统；而民主党则是考虑政治上的压力，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反华情绪非常大。
有一天，海闻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一起共进早餐，海闻问鲁宾：朱总理访美时，为什么你不同意和中国签协议？鲁宾说，他其实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为这对中美确实都有好处，但他觉得当时的情况下签协议政治色彩太浓，所以只能推到后来，但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轰炸使馆的事情。
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引发了国内积蓄已久的反美情绪，那时海闻教授在全国一片伐美声中，搞讲座，写文章，希望能够通过舆论给国内的人们澄清思想。直到1999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美双边协议正式签订后，海闻仍在做这种耐心的说服工作。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找上海闻的。
海闻在这个主题为“WTO与强国梦”的讨论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抒发了深怀已久的强国梦，分析中国入世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带来的各种机遇，指出入世是中国追求强国梦的必由之路，从而慢慢排除了沉积在网民心中的种种忧虑。这次讨论在网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余音袅袅。据称还有一位高层经济官员把这次讨论稿下载，分发给相关部门，作为有价值的资料来研读。
鼎力支持中国汽车工业而非汽车零部件业的发展
“专跟林毅夫唱反调”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林毅夫，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朱基任总理期间的经济智囊，也是海闻教授的顶头上司。1979年5月，26岁的台湾军官林毅夫从金门涉海来到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获得北大经济系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后他回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就斐然，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1993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大任教，与海闻、易纲、张维迎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闻和林毅夫同生于1952年，是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在学术上各有所专，工作上配合默契，这一切北大人都是看得见的。何来海闻专跟林毅夫“唱反调”之说？
这是一个网友的“发明”，源自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中有关中国汽车工业问题的一次讨论。
两年前，海闻作客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时事大讲堂》节目，一个名叫“生是林教授的人死是林教授的鬼”的网友向海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林毅夫教授是您的上司，但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而是应该像台湾那样生产汽车零部件，可为什么您，海教授，为什么您专跟他唱反调，认为中国离开汽车工业似乎活不 了了？”
林毅夫对中国民族产业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水平，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而产业成本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产业在该国相应时期内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决定了我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层次较低的部分。只有处于这些产业段里的生产活动，才具备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生能力”。他感到那种认为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只有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才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观点，是有悖于我国国情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在新发展阶段里的表现。因而他提出中国大陆可以不必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
海闻在一个场合也谈到中国的汽车生产问题时，对中国汽车生产抱有很大的期待。他认为，尽管在中国生产汽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