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美国在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一直是介入台湾问题的，包括军事上的介入。至少从1950年朝鲜战争至今，美国一直在介入台湾问题。美国现在和将来仍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愿结束这段历史，不愿放弃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美国的外交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2．过去、现在和将来导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即利用台湾遏制、制约中国。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遏制战略。但美国对华战略中确实有防范、制约中国的因素或一面。只要美国今后不放弃对华战略中制约、防范中国的一面，美国就必然会利用台湾问题制约和防范中国。
3．导致美国必定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更多的是把对中国的战略放在其亚太地区战略的范畴内。只要美国还想成为亚洲的大国和地区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要控制或主导地区事务，那么，美国要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信誉，就不能不对亚洲地区内的重大问题有所介入。对美国来说，美国不介入亚洲重大事务的那一天，就是美国决定在战略上撤出亚洲的时刻。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这一天会到来。
4．美国国内政治体制、政治运作和外交决策模式决定着美国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介入台湾问题。在美国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对外干涉、介入史中，起主导作用的倒不是当时的政府是否在战略和意志上想介入，而是新闻媒体的密集报道和舆论引起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引起国会的注意和要求有所行动的动议，导致当时的总统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行动”。
5．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问题，那就是中国不但成为美国的盟国，而且是听从于美国、服务于美国战略的小伙计、小兄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做出“要大陆、不要台湾”的选择。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辑张卓元 （1）
巨笔如山，参与起草国家“十五”计划
张卓元，男，1933年7月生。1983年7月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
——张卓元
愈老愈辣的经济学者
2003年10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老牌经济学家张卓元就成为海内外各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张卓元是一位在决策层及社会大众中均具影响力的学者，还因为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专家之一。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尝试；198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又前进了一步；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变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明确了未来的改革任务和措施。
张卓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未来的3到5年，是中国加入WTO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而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
但是他也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一类是原来设想、规划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国企改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他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次会议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不仅正好与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而且也呼应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