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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像。2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体制，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势利导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在“人大”与“选举”制度的改进方面，他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着手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改革成就，是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政社分离”，撤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并确立了乡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他看到知识精英选择“关键时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献计献策”活动，预示了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院外活动”的“苗头”。在法制建设方面，他看到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依法治国”阶段。中国改革20多年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取得的这些进步，给康晓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晓光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但如何解决“有组织地”参政问题，他比较了东西方各国的政治民主运作实际，建议政府采取“社团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欧洲和拉美国家采用较多。欧洲国家通过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满足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拉美国家则通过政党组织与职能社团的“合二为一”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中国都可借鉴。
康晓光坚信，公民的有组织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开放“公开行政领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认为，就目前来说，“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解决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未必会立即在中国实行，但中国的领导层在多个方面已经表现出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和对民主民生的关注。2001年3月，朱基在“两会”上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关注民生、发扬民主、实现政治改革的决心。
第五辑康晓光 （5）
康韩之争：中国经济能不能运用“相对优势”
康晓光思想敏锐，著述甚丰。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他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两次较大的交锋。先是1998年10月，他的《地球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经济学家韩德强对他的经济浪漫主义提出质疑；后是2002年，他在《21世纪》第8期发表《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一文后，引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吴增定对他中国政治稳定中的“行政吸纳政治”之说的争论。康韩的经济观的争论因代表了中国目前经济界两大阵营的思想冲突，而更具普遍意义。
韩德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一些有关中国与世界的大问题，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99年，韩德强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把康晓光作为“市场浪漫主义的一个应用实例”进行深度解剖。
康韩之争的焦点是中国粮食进口的问题。这个问题裂变成两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进口粮食？如何进口粮食？
问题的起源是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发表的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
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40年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以及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剥夺欠发达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继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和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动乱。布朗在这里向世界散布了一种“中国粮食威胁论”。
康晓光在《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一书中，以强有力的分析颠覆了布朗的观点，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他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
他还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来说明，除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几乎都是粮食净进口国。他预测，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将表现为：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 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毫无疑问，康晓光在与布朗进行理论交锋时，显然表达了个人对中国进口粮食的鼓励，因为在他看来，进口农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调剂了某些品种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供给能力，一些优质品种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这样的推论与韩德强的观念相反。
韩德强认为，康晓光引用“比较优势论”犯的是逻辑错误。康晓光在认同“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时却忽略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本质的静态说法。韩德强认为，从动态观点来看，国际贸易实际上是企业间国际竞争的方式。一国贸易力量的强弱，输出额的大小，实际上是该国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标志。一国产品输出得越多，竞争力就越强，技术改进的动力也就越强，占领产品输入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其竞争对手便越遭到削弱，直至产品输入国的企业破产或被输出国企业兼并为止。
在康晓光看来，美国之所以成为农产品出口国，是因为其农业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很强，而不是因为其农业很强。韩德强认为这是康晓光的一个核心误解。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早已不再单纯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是集廉价石油、农业机械和电气、化肥、农药、生物遗传工程和规模经济于一体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市场密集产业了。在美国农业的强大攻势面前，第三世界各国纷纷从粮食自给国成为粮食进口国，连欧洲都难以抵挡美国农业的进攻。
韩德强认为，康先生的观点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浪漫主义。正是从市场浪漫主义出发，康晓光才主张粮食进口，而且给国人一个进口的倒“U”曲线，以向那些不主张大规模进口粮食的人表明：现在多进口，将来可以少进口。但韩德强又说，康晓光在结论上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主张粮食进口，而在于主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中国的弱质农业接受美国的强势农业的竞争和淘汰。这才是韩德强与康晓光交锋的焦点。
关于市场浪漫主义，韩德强在他的《碰撞》序言中说，所谓市场浪漫主义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合称，其核心理念是“看不见的手”，即认为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会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范围，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即国际间放任自由的贸易可以自动实现各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体现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上，即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经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早发达的为先进，尚不发达的为落后。一句话，市场浪漫主义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上，否定任何国家干预的合理性。
康晓光秉持的一个观点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全球一体化到来的时候，进口廉价农产品可以提高中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韩德强看来，这只是康晓光的主观判断，因为，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廉价农产品大量涌进国门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