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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我国反贫困资金的主要供给者是中央政府，个人和民间组织在反贫困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极小，中央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和财政拨款是反贫困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康晓光发现，由于财政支出格局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实力冲突、较量的结果，绝对贫困阶层恰恰是谈判能力最弱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份额，即反贫困资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很低。
他掌握到这样的一组数字：1986～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1986－19938年间，中央财政每年直接的扶贫支出仅有10亿元。1992年，我国财政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55亿元，价格补贴322亿元，共计767亿元。可以说，2亿多城市人口是这767亿元财政支出的受益者，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无缘受用的。
这样就造成一种“不公正”：不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资补贴多，不仅吃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补贴多，而且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钱，没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却多花钱；有储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养老金，没有储蓄能力的人却要自己养老；有钱读书的人免费上学，没钱读书的人自费上学……他强调，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尽快改善，“反贫困”无疑将成为一种最大的社会讽刺！
康晓光认为国家不应该无视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如果政府决心在20世纪末消除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那么就应该给予上千万的城市绝对贫困人口以极大的关注。他了解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在加大，加上城市生活指数不断上升，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他总结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7个社会群体组成：
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上述两类人员的家属；二是竞争能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业青年等；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富裕阶层沦为贫困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四是劳教、劳改后回城人员，犯罪人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无着的人；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如车祸、地震灾害以及疾病等导致残疾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人；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物价上涨极易使这些原本处于贫困边缘的职工，因难以承受通货膨胀的重压而沦入贫困状态；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城市贫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纳入保障网络之中，也未成为任何一项反贫困计划的对象。
第五辑康晓光 （2）
在他看来，如果忽视城市贫困人口的庞大队伍，那么反贫困计划肯定是不彻底的。
面对反贫困行动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提出实行反贫困制度创新。要做到制度创新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为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的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削减冗员，改变政府部门作为地区“就业机器”的状况。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国的反贫困行动或扶贫工作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不大，不仅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还要对现有扶贫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进和设计工作，同时要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素质。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底，康晓光离开了广西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贫困工作还在继续。人们看到他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涉入中国最现实的问题，都与中国改革进程息息相关。有人说他是在“啃中国最难啃的骨头”。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尽管困难重重，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和机构提供了 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6亿多元人民币，有5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为资助失学儿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中华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康晓光被聘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为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康晓光花了两年时间，撰写了《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两部宏篇巨作，于1998年公开出版。他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募捐、资助、项目开发、组织发育、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解释青基会发展的“需求—响应”模式，最后将青基会的发展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青基会的发展对于我国未来“第三部门”成长的启示。
“第三部门”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