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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少“互惠和透明”。
美国一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抱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来我们五角大楼参观多次，与主要的决策者会谈，但我们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名官员有机会走入中国的“五角大楼”。戴维斯曾说：“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基地，看我们的前线作战部队，让他们会见我们的军事将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我们的官员去中国时，他们每次都被带到同一个基地，我们不能见到真正的军事将领和决策者，我们只是见到外事官员和情报官员。我们到中国去，见到的不是我们的同级官员。”
戴维斯这样诠释了美国因“抱怨”所产生的应对之策：“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就意味着实际的威胁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小。所以，如果中国想让美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威胁，最好是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意图。我想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意图，肯定会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威胁。”
在美国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另一个是这个国家的意图。戴维斯说：“我们认为，威胁等于军事能力加意图。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很容易的，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此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但意图很难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因素。了解意图，就需要双方的直接接触，大家在一起交谈，了解彼此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不甚了解。”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趁熊光楷访问五角大楼之机，《华盛顿时报》又把那则谣言翻了出来，并大加炒作。然而五角大楼并没有完全被媒体言论所左右，对熊光楷访美充分给予肯定。美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对外界说：“这些军事交往能让我们对中国的想法、政策及能力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至少能让我们制定的政策和他们制定的政策，都能建立在更准确的信息之上。”
第一辑熊光楷 （2）
爱读书，勤思考
对美国人来说，熊光楷是对美国军情最有发言权的人，没有什么不在这个从事军情分析40多年的中国谋略家的掌控之中——像这样一个在中国军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将军，对中国军事政策方针的影响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熊光楷对外界来说确是个神奇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中国军人和教授”。
熊光楷1939年生于江西南昌，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21岁的他进入国防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82年他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深造，曾任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中国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49岁时升任解放军总参某部部长。
熊光楷多年来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的书架上放满了各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理论著作，他对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见解和军事家的军事理论了如指掌。为了及时了解各国的最新军事信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他每天都要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刊和学术文章，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熊光楷的妻子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精通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曾在航空工业部国际事务局工作。外界对她的评价是：“聪明、有礼而又机警”。熊光楷在前民主德国任武官时，她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随熊光楷一起回国后，她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任工程师。由于出色的外文水平，当熊光楷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章来不及翻译时，她便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
熊光楷丰富的对外军事交流经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研磨而成的，无论是任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期间，还是回到总参谋部，他都能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形势，促进对外军事交流。他还经常以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接待官方和非官方的外国客人。他很重视社交礼仪，思维敏锐，很健谈，充满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熊光楷后也称赞他是一个“灵活的人”“非常专业，精力充沛，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希望能控制场面”。
熊光楷在参与军方对外交流的同时，能从有效的信息中进行理性的战略的思考，针对性强，形成富于个性的军事观，以提供中央军委最高层决策参考。1987年6月，熊光楷在《国防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和平时期世界主要强权的国防发展战略及政策》的文章，社会反响强烈，中央军委更予以高度重视。此文以可靠翔实的材料，用一种战略的眼光，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权国家的国防用心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极具前瞻意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世界军情形势报告，中央有关部门把它视为当时总参谋部交出的一份极佳答卷。
1988年熊光楷出任总参某部部长后，更是注重这种及时的、有效的、信息量大的世界军情分析报告，保证每个月都有分量很重的咨文报送中央军委，以便军委高层及时掌握信息。
熊光楷工作的高效率和独到的战略眼光深得中央军委的好评，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一辑熊光楷 （3）
教授式的全能谋略家
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与其他部门的6位部长在大会堂休息厅留影，当记者们围上采访，许永跃警惕性很高：“我是列席人员，没什么可说的！”接着记者们又问起了接班问题，部长们齐声说：“好不容易休息，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休息环境吧！”这时，大会堂北门出现了一位衣着普通的列席人员，但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卫人员向他敬礼，原来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军事情报最高负责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他与许部长一样，态度亲切随和，不介意记者拍照，只微笑挥挥手说：“我是列席代表，不方便讲话。”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前身份的某种对应关系，便送给熊光楷一本鲍威尔写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位政治家；他愿意把这本书也送给一位将军，他的内心深处却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说，朱克曼的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尽管熊光楷更喜欢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谋略家。且不说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样一个高层谋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职衔也完全是谋略家的角色。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于1979年，外界称它是“中国军方智库”，其成员由众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将军组成。大概是因为学会成员大多是中国军官，又是熊光楷全权掌控的缘故，国外一直怀疑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西方社会学家A·杜克·班纳特在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结构与步骤》一书中说：“北京国际战略学会目前的主要职责就是发展与那些研究外国战略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专家的联系。”
其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中国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20多年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中国外交、军事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现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有很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科研人员访问该会。2001年4月17日，应唐家璇外长邀请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萨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