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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对我说：〃他敢于放弃重点大学的辉煌，一定会创造更大的辉煌。〃我想辉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对父母而言，又有什么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实、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
一天，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向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研究员讲起了小路和他同学的故事。杨东平告诉我，近年来，大学生退学的案例时有所闻，似有增多之势。
他说据了解，相当多的在校大学生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在有些学科甚至高达三至四成。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大学教育资源短缺，大部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是考上一个大学，而个人兴趣则被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无奈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学习和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种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压抑，其实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力，人有权力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人的这种权力被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被取消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转系转专业的自由重新出现，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高达数万元的转系转专业费用面前，大部分学生仍望而怯步。
他认为，要使学生真正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使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大众；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
小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逃出了大学，可是不少大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却仍硬着头皮坚持着。因为，要作出象小路那样的选择，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他们首先需要有在傲慢与偏见中穿行的勇气，需要有忍受心灵孤独的勇气，还要有承受风险的勇气。
杨东平说，虽然我们都明白学力不一定等于学历，能力不一定等于文凭，但在当前这种重学历、重资格的社会环境中，在现行体制之外的自我发展，无疑极其艰难、充满风险，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实力、具有创造性潜质、个性比较发展的人才敢尝试。他们在对愈演愈烈的惟学历、惟文凭的世俗风气发起挑战，他们同时也在挑战世俗的〃成功〃观念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更不意味着获得许多高级标签的〃包装〃。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幸福的人生。
虽然小路没有大学文凭，可是如果他在获得自由、获得快乐的同时，不断进取并最终自我实现，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成功的人生呢？
这之后，我一直没见到小路，听说他还在忙着拍电影，还在忙着学法语。
10月中旬，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发现了小路母亲发来的邮件：
〃小路已于9月1日去了巴黎，开始了他的电影学习。目前他还没有装电话，也没有依美儿，联系不太方便。
你的那篇文章我已看到（指2001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他为何逃出大学〃），是小路的同学来告诉我的。希望他努力学习，等有了成绩时再向您汇报。〃
小路走了，带着对大学的失望，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留给我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未完待续）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灵魂导游者的意义。
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
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啰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着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叉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处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象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
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灵魂导游者的意义，他们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