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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放下懒惰：奋斗改变命运（7）
回到家，我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不知归处。父亲见我这样，没有责备半句，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和叹气，而且比以往更沉默了。母亲则更加关心我，以一个慈母特有的目光，观察着我的每一点细微的心理变化，轻言细语，百般安慰，万般开导。在这个人生的“非常”时刻，是我的没有读过书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农民母亲，以她宽广的气度和胸怀，以她对儿子的深深的慈爱，以她那朴素动人的“远见”，充当了我的最称职的人生导师。是母亲，陪我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至今想起，仍然眼眶湿润，情难自抑！
暑假过后，不甘心就那样失败的我，又背起行囊，走向学校。与我一起坚持的，还有一位患难兄弟张石财。石财比我家境更差，但能吃苦，有一股不相信命运、誓不向厄运低头的倔强之气。我俩时常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支撑，与野马一般难以驯服的命运作着顽强的抗争。我们先后在县一中和上梅中学补习过，度过了一段虽然艰苦却永远难忘的拼搏岁月。
“年年放榜题名日，多少容颜被泪污”，这是我的老师罗国芳先生《高考咏叹调》里的一句诗。最后一次高考，我不幸中之万幸，“容颜”不再 “被泪污”，在姐姐姐夫、哥哥嫂子的倾囊相助及在县城和省城工作的表姑、姑父和表叔的鼎力帮忙下，我龙门一跃，走进了坐落在岳麓山下湘水之滨的湖南师范大学。那是1994年9月，一个必将在我的生命中永远辉煌的黄金季节。
考上大学后，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在我读初三时患过一场重症肺炎，只差一点就被死神掳去的母亲，仍然体质虚弱，小病不断；渐渐年迈的父亲身体也欠佳，只能靠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他原来在县木材公司下属的坪口木材站供职）和做田做土、打点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所以，我在被世人羡慕地称为“神圣殿堂”的大学校园里过得并不轻松。每次收到家里寄来的尽管很少却饱含着父母艰辛和血汗的生活费时，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
那一次，我在早已囊中羞涩后收到家中寄来的一张80元的汇款单，汇款单的附言栏内，有邮电所工作人员代为书写的几行字，大意是先寄80元钱，待有钱后再寄，并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落款为——母言。收到这张汇款单，我的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我知道，那可怜的几十元钱，又是母亲每天靠卖几块钱甚至几角钱的小菜积攒起来的。朦胧的泪光中，家乡古老的小街又从数百里之外延伸而来。我那憔悴不堪、头发枯黄的妈妈坐在街旁的一条矮凳上，守着一筛子待卖的萝卜白菜，寒风吹动着她单薄的衣襟，她小小的瘦弱的身子，不由打了一个寒颤我擦干泪水，在去邮局取款前，把汇款单复印了一张。那张珍贵的汇款单，至今牢牢地贴在我大学时代的笔记本上。它是一份岁月的见证，更是一份母爱的珍藏！
母亲是伟大的，而在我眼里和心里，我的母亲，乃是伟大当中之最伟大者。母亲从未进过学堂门，目不识丁，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我们在读书方面有什么要求，她能满足的，一定会尽力满足，她不能满足的，也会想方设法倾力而为。在初学写作的日子里，我很想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当时家境困顿不堪，负债累累。送我上学已经极其艰难，哪有钱去买那么“昂贵”（当时定价14。70元）的词典呢？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病了也舍不得打针吃药的含辛茹苦的母亲，却毫不迟疑地设法满足了我的愿望。
大学四年，除了父母不顾年老体衰，累死累活地供养我之外，我的二姐和哥哥，也为我无私地付出了很多。尤其是二姐，肩挑着巨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却从不忘关怀、接济和扶持她远在异乡求学的弟弟。只是作为弟弟的我，至今无以回报，深怀愧疚，唯愿她早日摆脱内心的不幸，轻松愉快地迎接未来的幸福人生！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很少出去，凡是那些要花钱的活动，我都尽量不去参加。体育系的课业相对轻松。上课和训练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读书写作，出门也只到校园附近的书店里去逛逛。当有钱的同学们争相穿着“名牌”展示自己的潇洒青春时，我却穿着几块钱十几块钱一双的运动鞋，踏着自己朴实人生的节奏，在文学的世界里悠悠漫步，独自陶醉。一有机会我便拼命地写稿，挣稿费，随着文章的陆续发表，几乎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两张数目虽小却足以使我舒心一笑的汇款单。
第39节：放下懒惰：奋斗改变命运（8）
我勤工俭学的另一条途径，便是利用寒暑假开办武术培训班。我身在体育王国，长得却跟体育一点儿也不沾边。个子不是很高，原本就很清秀的脸上再架一副斯斯文文的眼镜，看上去像一个谁都敢来欺负两下子的瘦书生。常听长辈们说，教武术是一碗不容易吃的“沙子饭”。在武术历来十分普及的湖南，当然更是难上加难。而我这么一个戴眼镜的书生，要吃武术这碗“沙子饭”，当然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识的。好在我拥有几手过硬的招数，空翻、地躺，套路、实战都能来两下子。每次武术班开班时，为了让学生及家长们相信我的实力，我都要适当地表演一些高难动作。我的表演，也总能赢得大家的好感和信赖。
1997年暑假，我同时在新化县体委武术馆和县城周边的洋溪（新化五中）办了两个武术班。上午六点至八点在体委带班，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和下午在洋溪上课，这样每天来回两趟（中间相距三十里路），实在太累了，就在车上打会儿盹。其实累一点还不要紧，要是有社会上的烂仔来捣乱，那就更麻烦了。好汉难斗地头蛇，毕竟我是出门在外啊！
有一天，一个洋溪的小弟子告诉我，洋溪镇上另一个教武术的师傅要跟我较量较量。我在心里想，担心的事情果然来了。说实话，凭我的技术和体能，那些没经过正规训练的民间武师是很难赢我的，怕就怕他们下毒手或一拥而上。我显得十分镇静地说，叫他来吧，我随时奉陪。第二天，真的就有一帮年轻汉子过来了。于是，我在学生休息时故意给学生表演了几招，那些人看完后佩服不已，悄悄地走了。据说，他们就是那位师傅的徒弟。我在洋溪镇教了一个多月，一直安然无恙，还在当地留下了一个武艺高强的好名声，有些没跟我学的人，居然捎信邀我有时间再去教几届呢！然而，那个暑假，我付出了整整十斤肉的代价（瘦了十斤）！
在洋溪教武期间，有一件事情令我难以忘记。那天上完课后，回新化晚了点，没有赶上洋溪到新化的最后一班车。因为第二天清早必须到体委去上课，不赶回去绝对不行，而要回新化，办法只有两个，要么租车，要么走路。为了省钱，也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我选择了坐“11”号车——走路。三十多里黑灯瞎火的陌生的路，硬是被我用两只脚丈量完了。当我热汗涔涔地赶到新化时，已将近凌晨了。其实在高中时，我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壮举，一个大雪封门的星期六，从新化二中跑到县城去买刊登有我的作品的杂志。新化二中距县城足足有六十里路，我穿着胶鞋上路，饿了抓把雪吃，没能量了，在路旁小店打二两白酒。尽管跑得腹部和腿肚子抽筋，好几次难受得蹲下去，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华灯初上时，我终于跑到了在县城湘林汽修厂上班的哥哥家。
这些略带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都是我引以为豪的深深烙印在我生命中的历史。我还在师大南院组织成立了后来影响不小的湘魂文学社，创办了一份四开四版、套红胶印的《校园作家》文学报，并请著名作家谭谈为该报题写了报名，也算是对十年前的一份偶像情结的回应吧！此外，另一个人生的重要收获是，我结识了供职于湖南省教委（现为省教育厅）的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刘定中先生，结识了台湾著名女诗人、《秋水》诗刊主编涂静怡大姐，他们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教诲和关爱，作为为人为文的典范，他们矗立在我心中，永远是两座巍峨的高峰
1998年6月，我的大学生活终于在一路摸爬滚打中结束了。为了纪念自己的奋斗青春，我出版了诗集《寻梦的季节》。告别古城长沙后，我在沈从文故乡湘西的一所大学任教。后来，我又如愿以偿地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继续求学，上下求索。自己的文学创作，也迎来了又一个金灿灿的丰收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