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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行简：《慈樁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仏页。 168
子纲目，于北朝胡后之事，则大书胡太后弑其君，于唐武后之事， 则大书帝在房州，皆与今日之事，若合符节者也。”〔1〕号称进步的 维新派，用来抨击西太后的竞然是连当年的理学家也未必能说得 出口的陈腐观念，他们平常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理念哪儿去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厚责前人，没有经验并非他们的 过错，历史过于匆忙地将他们推到了前台’反感他们的人视他们 为“书脘经生”，他们的朋友有的也觉得他们“非任事才”，但他 们是勇敢的，坚韧的，只是缺一点老谋深算，缺一点政治韬略。
五、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 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 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旗制度，尽 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 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圏子，形 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 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 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 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 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索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 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绵长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 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淮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新救了驾，可也彻底 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
〔1〕樂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X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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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 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 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阽式，满员均占一大 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80、以上。再加上大 批儿乎屑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 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 “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7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 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 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 十二年（：！卯幻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1〕也就 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 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 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 趋势有关。
旗人的没落也与他们在大变动的时代不思进取，不思变革有 关。从总体上讲，在晚清时节，满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气氛比较浓， 中国第一所洋务学堂同文馆本来主要是为培养满人洋务人才而 设，但满人之诗礼之家，隽秀之才绝不肯踏人门观半步，人门的 无非是穷极无赖之辈，所以同文馆出身的旗员，除张德彝还算差 强人意之外，并无出类拔萃者。这大概是满人人关之后，接受汉 化往往易十受传统文化比较陈腐的部分的影响，乾嘉汉学兴盛百 年，戴（震〉、惠（征〉流习被泽士林，而满人无与者，而且无论 是今文经学的复兴，还是经世学风的再起，满人学者都无突出的 表现。但是出名的理学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几个，像倭仁、徐桐。 所以，当汉族士大夫可以凭借儒学特有的弹性跃起而求新知、讲 新法时，满族士人则更趋向于抱残守缺，躲在封建义理的胡同里
＇：1」徐珂：《清捭类钞I第3册，中华书局，第1313贞 170
走不出来。
晚清的整个趋势，旗人政治是日益趋向没落，他们实际的干 政、参政能力是在减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旗人自然 不肯眼睁睁看着自家没落，或强或弱，他们总会做出些努力来挽 回颓势。这种努力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占主流的是一种强出头的 方式，即硬占住位置，强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一次有关战与 和，洋务事业兴与废等等的廷议中蛮横顽强的表示自身不合时宜 的意见，当这种努力总是碰壁之时，或者像徐桐（汉军旗人）那 样，所有新事物取阿0主义，但绝不妥协，或者有意支持怂恩 清流党发表意见〈清流之中还有一个满人宝廷〉。当然，清流党人 的意见倒不一定完全合他们时口味，不过也只好将就了，另一个 方面是传统的发愤自强，或着眼于经世致用，或以气节相当，学 问有成，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除了奕诉和文祥等中枢大员之外， 还涌现了一些比较能干或者有些学问的旗员，像松寿、荣庆、荣 禄、裕禄、端方、福润等等。虽然比起同期的汉族官僚来他们还 差着节气，但至少也有“申人之资质”。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就是 弃旧图新，与汉族士人中的先进分子一样，讲求西学，像富寿、端 方、端锦兄弟，还有支持康梁变法的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等，都 堪称一时之选，只是人数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斯的汉族 优秀的西学人才，不论从学识还是从能力、魄力都差得很远，所 以他们微弱的声音几乎被俺没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发生，正好赶在旗人的这 种努力或日反弹显出成效的几年里，结果，双方撞车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人，徐 桐、刚毅、爽劻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任何变革，奕劻可 能不会像徐、刚诸人那样固执，但他是毫无操守，唯利是图的人， 谁强就靠谁，有奶便是娘。荣禄等人虽然要好一些，伹对康梁的 变法主张也是不同意的。据陈叔通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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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 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 填榜已竞，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洽卷。翁同龢 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 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广（清代 科举，举子完卷，要有专人抄出并糊名，阅卷毕，录取排完名次 再餺姓名）〔1〕强学会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强烈的 不满，屡次授意言官弹劾。原来还有些变革精神的恭亲王奕沂，这 时也暮气沉沉，对康有为辨三说四，横加指责，甚至在临死也不 忘放维新派一箭。相形之！^，汉族大臣的表现倒是还算友好，李 鸿章、王文韶、孙家鼐都对维新派有艮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 桐、刚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车是由于利益冲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 补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区，凡是旗人专有 的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只有扩充的份，没有减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