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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求战的一方，胆子大的，直接上书，胆子小的，就在背后议论纷 纷。这两部分人（后一部的代表人物〕当时都被人称为“帝党”。 其实，不仅所谓帝党的这两部分人之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就是 每部分内部也没有联络和沟通。
同样，人们将李鸿章和那些附和和议的人都称之为后党。 所以，所谓后党帝党，在当时而言，主要是根据甲午战争中 的态度而卑的，在此之前和之后，这种划分都不一定合适（而我 们的历史&究者很多人也是这样划帝、后党的，所谓帝党主战，后 党主和，逬而认为帝党支持变法，而后党反对变法
先说所谓的帝党，李鸿藻是公认的帝党领袖，但此公又是清 流党的领军人物，思想意识极为守旧，清流党恰是西太后用以牵 制洋务派的一支奇兵，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帮她渡过难关，同 冶死后，吴可读的尸谏造成的舆论纷纷的难堪，就是由清流党那 生花妙笔掩饰过去的。李鸿藻与西太后的关系，肯定要比与光绪 的关系来的密切，李鸿藻之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习惯（他 从来在历次战争中都主战〉，并不一定是由于他支持光绪。而且， 按我们某些历史学家的逻辑，是帝党战后必然支持变法维新，而 李鸿藻却无一言的表示就死了（⑶町），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 想意识，看来也很难倾向变法0
再说“后党刚毅、奕劻还有王文韶，都是公认的后党中坚， 在变法期间都是荖名的顽固派，但他们在甲午战争期间都是主战 的。西太后亲信礼亲王世铎，在甲午战争期间却未对战和置一词。 所以说，主战和主和，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中国 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这种毛病，未参与战事之前，喊主战喊得很 响，但真的身临前线，或者具体参与指挥战事，态度往往就会分 化成两途，或者仍旧主战直至战死，或者来个180度大转变，转 160
向低调乞和。在未能将之推向战场之前，以他@的态度划线显然 是不可靠的。在战前诸臣倾向于帝，还破向于^，在战后，是否 拥护变法，。实际上与战争期间的态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如果是否附合西太后作为标准划线，那也很成问题，因为 附合西太后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违拗这位女强人 的意旨。而实际上大家公认的后党首领李鸿章，却在战败后死活 不肯主持和议，最后还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胁要将他两 罪俱罚（战败和抗命》，才勉强从命，显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当 然知道此举会遭致千古骂名。
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能按当时舆论的逻 辑来划分帝党后党，而且也不应该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视之，无 论帝党还是后党，作为派系还只是雏形，帝党在尚未成气候的时 候，翁同痳就被西太后无瑞捧回老家，从此，帝党如鸟兽散，没 了帝党，后党也就没有意义了〔作为实际上的中国统治者，她的 亲信和信宠都不能箅是她的“党”，这样划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 的常规的帝党后党只是某种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存在过，并且 界限十分含混的政治区划，过分强调其政治派别的意义，不是合 理客观研究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很拘泥地看待帝党与后党，甚至开列名单，定量分 析，解剖麻雀，并以定性的帝后党的头衔固定在某些历史人物的 头上，进而以此作为分析歧治格局演变的依据，那我们只会越分 析越糊涂。
四、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女人的道德束缚明显要比男人多，对 她们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应地对女人的道德评判也相当严 厉。尽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于政治之外，但政玲道德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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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未能放过她们，“女祸误国”成为男人世界政治失败的一个惯常 的解释与开脱。
当女人并没涉足政冶，而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时尚且有如此 严厉的指责，可以想象，如果女人进入政治体系并幵始发号施令 之后，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评判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前边说过，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干 政为非，为大逆不道。《尚书》言：“祀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 之索广而《周礼》则规定妇人不予外事。这扦观念，千百年来， 已经渗人人们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坚 信不移地认为天经地义是男主外，女主内。老百姓打破这一原则 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诗礼之家绅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谋事则披 视为丢脸，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实际上如果不加以处置，则会 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与身份。如果皇权被女人所觊觎甚至占据，那 么等于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侮歷与无视。
中国传统政洽在统冶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 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綠 中推行剃发易服，即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恃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 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而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 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 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人景观。因此，在 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 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 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请责风险，还 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洽策略 162
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 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晕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 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峩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 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暈 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 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伲撬腔故怯狭松缁岬赖碌闹赶颉Ｏ浴∪唬淮硬呗缘慕嵌龋欠噶艘桓龃砦螅遣⒚挥幸虼硕焕础⊥绻檀蟪嫉暮炔省�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 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 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 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 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 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 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 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 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 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鰱后， 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 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佘为皇上计，仍以变 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广出于这 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 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 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萌桓的影响，
〔1〕I：戊戌变法》（二：），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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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谋私利。据 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 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 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1〕当时盛 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 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的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 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 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 《校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