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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权威。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 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 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 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 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 人才”这种小的方而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 适应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而，而「中国的变法改革 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 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 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 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人中国，甚至连西 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 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洽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 是一回事，政洽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 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 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庀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冶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 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 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 问题。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 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七分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 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曰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 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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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焉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 攘夷”派和“幵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的木户孝见、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 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 @」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 ^歧见而联合起来。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 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II？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 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又在承认幵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 之下设法维持自已，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 立。”〔”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 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阶段，由于 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0标，“攘夷”与“开国”本身见解上 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 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 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 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妁混杂 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俅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 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 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 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的 《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 “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 士”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 断”，实行君权变法。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
〔1〕井上浦：《日本现代史》第一卷，三联书店，第119页。 106
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 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也许中国 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 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洽天皇。 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身为 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 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 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罗织之耶！”〔1〕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 在二战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 国，确实很难得。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 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缋，尚不能及其一二 也。”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 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枏的 遭际最惨，人却彳艮通达幵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 多。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宫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 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 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洽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一般 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康 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 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荡，轻率地打发了 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宫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琉远了他们。聂士 成这位曾极力使自己军队“西化”的统兵大将，在强学会成立之 初曾捐银相助，可到了后来却与康梁视同水火（政变后曾卖力地 追捕梁启超夂待到康梁跟张之洞也闹豳之后，实际上已成孤家寡
〔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五0《国闻掁》，《戊戌变法》（三I第4101， ^ （戊戌变法》（一、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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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现在 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 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 场运动，挡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决定运动成败的， 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 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倒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 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 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 “奉行新政独缓，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 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 矣广〔1〕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 躁愤激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 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
糊涂口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洽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 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 人人数非常少。日本明洽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回忆说，他 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 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 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500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 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渐愧地答说只有11人。”⑴经过几十年 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11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 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
〔1〕罗振玉：《贞松老人遺稿》，《戊戌变法》（四、第250页
〔2〕转引自井上请《日本现代史丨，第一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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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身的努力，囫囵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 大势粗有所知。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 位较低。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 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人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 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 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