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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撑不住了。
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大挂鞭，让他的小孩举着，他自己把两包烟和几个水果高高地扬着，一开始他好像还不好意思喊，不自在地张了几下嘴但没发出声，在又一阵犹豫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喊了起来。有了第一声后他好像有了点战胜自己的味道，开始自然地也像别人那样大声叫喊到他那去。喊了半天见我们没一点反应，又进屋把手里的两包烟换成了一整条，还加了些糖果之类的东西，他还特地搬出个板凳站在上面，把手里的东西高高扬起，不停地吆喝，生怕我们看不见。
不是我有意把他晾在一边，实在是他的邀请信息发出得太晚了，一时轮不到他，他有点抓耳挠腮、急不可耐了，又开始眼巴巴地望着我，直到我用眼神给了他一个肯定的信息，他好像才稍稍平和了一点。当我们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时，在我们的祝福声中，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如释重负的笑意。
这彩莲船一直划到中午时分才算告一段落，我们满足了每一个希望吉祥如意、鸿运当头的邀请者的愿望，但最实在的受益者却是我们这伙人。那满满当当的一大袋东西足以让人眼红，我当然不会在这点东西上让人在大过节的时候生出不快，知道大家伙们的期盼，一回到车间就把它分了，每个参与者都有份，包括那些热心捧场的光脑壳。
“新娘子”的身份此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开始卸妆，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但还是有不少光脑壳不依不饶地拿他开心，在他身上东捏一把西摸一下，特别是那两个塞在胸前的用毛巾扎成的小球，被几个家伙抢去捏了又捏、亲了又亲。
第三十三章 父母的生日
“指导员，有个事想要求一下，又不好开口。”五一节的头一天，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我进了办公室。
“什么事？”
“明天我父母要做一个生日，母亲六十岁，父亲七十岁。原来年轻，不懂父母养育恩，现在有点懂了，多年来又没有机会表示，我很想明天能回去了这样一个心愿。指导员，你看这事能不能考虑一下。”这是我在一中队的几年里唯一的一次向指导员提出个人要求。
“还真不凑巧，上午管教股刚开了会，说五一期间没有特殊的事一律不许外出。要不你直接去给陈队长说一下？”
“这个会是他召集的，他大概是不会带头开这个口子的。”
“这个事就有点难办了。”
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心里有点凉，这不是他答不答应的问题，是有规定。想到这里，我有点泄气地坐在那里不做声。办公室里显得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走吧，我有点不甘心，不走吧，赖在这里不是我的性格，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还是得走。在我带着遗憾站起来离开时，听见指导员在好一阵沉默后说话了：
“什么时候走？”
“上午十点钟吧，下午五点钟之前回来。”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天上午我值班，你来找我，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看得出指导员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对一个囚犯有点好感，对他的表现有点欣赏，就愿意为他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风险，如果厂部知道了他要挨批评，如果出了意外他要负责任。听到指导员这话，我连声说谢谢你指导员。
这个指导员是我到这里来后遇到的第二个欣赏我并敢于表现出来的人。后来他调到附属农场当指导员，一次我去那里去办事，他吩咐杀鸡捞鱼搞了很丰盛的一桌饭，在心里他没把我当个犯人。
五一那天早上十点钟，他准时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口。那里已有两个平时只要喊声报告就可以进出大门的犯人被哨兵拦住不让出去，要他们找管教来带。我随指导员来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他给哨兵打了个招呼，哨兵放行了。他陪我走了一段距离，分手时叮嘱说好好和你家人聚一聚，不过注意别喝多了。十几年就这一个机会，来的人会不少，会有很多话要说，我倒不一定要求你五点钟之前赶回来，但晚上点名前你一定要归队。我感激地对他点点头，请他放心。
我朝张家湾方向走去，走到那里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再坐车。这样往往比在门口等从金口来的车快，这样做也是想回避在门口的车站碰到其它的人。沿路是一片连一片的菜地，中途还要经过几个小村庄，外出时好几次走这条路，已经有点熟悉了。但这次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是回家团聚，心情有点急切。父亲年岁大血压又高，很少来探监，是母亲不让他来，怕他在路上犯病。回去见到他，怕他又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想到这里，兴奋中不禁有点悲凉。
不经意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一个人活七十岁，三十五岁就是生命的拐点，我已经离这个拐点不远，难怪父母亲都老了。相对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付出来说，子女的任何报答都是难及一二的，何况我还是个羁押之身，无法尽一个子女起码的孝道。第一次借外出劳动的机会回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我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母亲的惊喜、意外，甚至还有点慌乱；看着儿子一口一口吃着她做出的饭菜时，她的那种满足和舒心；最后我离开时她的不舍和叮咛。这一切都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同样刻在脑海里的还有来不及品味家的感觉就要匆匆离开的遗憾。那次父亲不在家，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巴士朝着家的方向驶去，两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清理“三种人”①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三种人”已取代“五类分子”②成为新的政治贱民。按照他们的心愿，最好能像1957年划“右派”一样，在全国划一大批“三种人”，让一切敢犯上、敢造反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把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也株连进去，以儆效尤，看谁还敢造反？！用某位大员的话来说就是“要让造反派断子绝孙”。然而文革这些年的反反复复，让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措施失去了他们所期待的杀伤力。那些只会把权力看成是镇压之权和整人之权的大人们，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被褪去，他们的内囊也不再是秘密，老百姓对这种只知整人的权力已从心里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力的意识已开始觉醒，没有人再认为自己就该是任人践踏的政治贱民。
当年在劳改队，右派的处境是最悲惨的，一直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人分析出最险恶的用心，他们处在劳改队的最底层，是犯人中的犯人，任何小混混都敢朝他们身上撒尿、吐唾沫。刚到这里时，原三队的管教们的一些做法也曾让我担心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直到1979年，姐姐来信说三中队的指导员还在告诉她，说我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有问题，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整我的机会。但后来我发现想让造反派重蹈当年右派在劳改队的覆辙是很难的了，现在人们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的愚昧。思想解放的涓涓细流一直在人们内心深处涌动，这是任何权力都无法遏止的。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相反我还感到一步步得到多数犯人的尊重，还有人以能进入我的生活圈子为荣。在我们心底里从来就没有承认造反有罪，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垮掉。如果我们自己垮了，那恐怕就会是另一种状况了。自己不垮，谁敢随便往你身上吐唾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承受的只是第二击，如果没有当年右派承受了那太残酷的第一击，我们现在的处境要艰难得多，绝不可能活得像现在这样多少还能保持一点自己的人格尊严，多少还能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赢得别人的一点尊重。这本身也说明了社会在进步，而几十万右派的惨重牺牲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离家越来越近了，心跳也越来越快，太剧烈的心跳让我在家门口停了好一会，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稍稍平静了一点后，才举手轻轻地敲门。还没等我敲第二下，门就呼的一下开了，原来老父亲一直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等着，看清是我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一直在担心你不能来，总算把你等来了。话还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看着泪眼模糊、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心里酸酸的，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