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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14日，我如期顺利出狱，家人借了一辆小车去接我，除了一箱子书，什么都扔在了那里。那天上午，一大群难友不顾中队的禁令来送我，直到在二道门被哨兵拦住，当着那一脸阴沉的监狱长的秘书的面，他们向我做出各种表示好样的和胜利的手式，在这里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我离开武昌监狱的几个月后，政委在全监狱的积极接受改造分子代表大会上说：个别干警偏听偏信，把积极接受改造，一直表现不错的犯人打成反改造分子，说成是武昌监狱黑社会的总后台，我们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不久后这位一意孤行的监狱长黯然地调离了武昌监狱，那指导员则调到生产科当了一名普通的干事。
注释
①抠错了胯子：武汉方言，胯子指大腿，抠错了胯子本意是说痒的腿没抠却抠了不痒的腿，引伸为搞错了对象，有一个笑话说；一先生在麻将桌子上坐了几天几夜，突然感到腿被蚊子叮了一口奇痒难忍就去抠。谁知抠了半天，腿被抠出了血也不止痒，再一看，原来是抠到了旁边人的腿上。
②积委会：全称是“接受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是当时劳改队在狱警监管下的犯人自我管理组织，以中队为单位设置，经全中队犯人投票选举并经中队部审定产生。
第三十一章 错位
“刚才陈队长来找了你的。”我一回车间就有人对我说。
“他说没说是什么事情？”
“没说。”
“样子急不急？”
“好像不怎么急。”
尽管听到的回答让人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点，但我还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能我不知不觉陷进一个会吞没我的漩涡里面去了。
几个月前，陈队长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他讲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准备成立一个伙食管理小组，由三中队的袁队长负责，还有朱司务长，再加上每个中队的一个犯人代表，一共五个人。最近伙食费总在超，但对大伙房的伙食反映并不好，伙食管理小组的任务就是督促大伙房精打细算，堵住漏洞，把伙食办好。以后大伙房每个月的报表要你们签名后财务室才认。再搞不好，超支部分厂里再不报销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我对伙食问题不怎么关心，对从京山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走过来的人来说，眼前的伙食够可以了，碗里的菜好一点差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只要没有饥饿的威胁就行了。现在挂了个伙食管理小组成员的名，就不能不在意了，但不得要领，几个月了，不见伙食有什么改善，开支还是居高不下。头两次月末去对过账，在袁队长的主持下，大伙房保管室的吴世民手里的账和朱司务长手里账一笔对一笔，没有任何差错，每张发票上都有他的签字，第三次仍然如此。但我听到的反映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这个伙食管理小组成员全厂上下都知道，并且被认为在三个犯人中最管用，就连中队的管教也在我面前说那个朱司务长上任前，小孩吵着要吃馒头都舍不得买，当了几个月司务长后小孩连肉包子都往地下扔。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但仅仅凭这样一些传闻我不敢瞎猜。
伙食办得确实不怎么样，伙食费也没怎么降下来，我开始留心一些具体的数据。随着了解情况的增多，我有点退缩了，感到事情不简单，我们的伙食费肯定有漏洞，并且跟司务长有关，问题是他同时兼着大、小两个伙房的司务长。我不清楚这会涉及到哪些人的利益？我面对的谁？我先以为只是改进伙房的工作，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我认真管下去，会不会把陈队长也搅进来，肯定会有人迁怒于他，毕竟他不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有些事他说了不算。还有，我和他之间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他不可能完全信任我，我也不可能把心里面的想法全部说出来，而他们之间是同志与战友的关系。会不会又出现上次在三队时的情况：为了他我必须闭嘴，而他又因为我不开口而惩罚我。最后，我认真的结果是他受影响，我也未必能落个全尸。
想起一个右派给我讲的个故事：
当年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时，走到一个前不沾村后不挨店的荒野之地时已过正午，一行人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正在着急怎么解决肚皮问题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间小屋，走近一看，正好有位老人在吃午饭。孔子连忙让子路去讨点吃的。
子路快步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老人听后笑着说给点吃的没问题，不过要认出我写的字才行。孔子的学生想必一定很有学问，应该没问题吧？
老人家请写。子路一口答应。心想考别的我不行，认字莫想难倒我。
老人用手指沾了一点水，先在桌子上写了一个“直”，然后在下面写了一撇一捺。
子路一看，心想原以为是多难的字，搞半天如此简单，他脱口而出，此字认真。
不对，此仍直八二字。老人摇着头说。
认真。子路不服气。
认直八。老人一点也不松口。
认真。子路大声喊了起来。
认真你就错了，没饭给你吃，你走吧。老人下了逐客令。
子路一脸委屈地回到孔子面前诉说了经过。孔子听后说老人是对的，要子路赶快回去赔不是，是认直八。
明明认真，你怎么也说认直八呢？子路一脸的不解。
你还在认真，再认真就没饭吃了。孔子给了他一巴掌。
这位右派最后说什么时候该认真，什么时候该认直八，是一门大学问。
这个故事当时听了后感触颇深。我现在是不是该认直八呢？是不是再认真下去我也会没饭吃呢？
一个多月前，大伙房管库房的徐强急匆匆来地来找我，但见面后却欲言又止，最后总算吞吞吐吐地说伙房的大组长吴世民怕得罪司务长，明明大伙房没吃骨头，他也在50斤骨头的发票上签了字。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面一个多月，对谁都没说，我不想太认真了。
前几天收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几个光老壳堵住我说伙食的事。
“李乾，你们伙食管理小组的管了些么鸡巴事？伙食搞成这个鬼样子。”
“听说是厂部在控制我们的菜金，是不是？”
“你看在菜里面能不能找到一点油花？”
“伙房里面的人给自己开小灶你晓不晓得？”
面对各种各样的责问和埋怨，我总得要解释两句：“控制菜金的事有，但那是因为超支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就这个伙食还超支？你在开国际玩笑。”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超支是千真万确。”
“你跟我们说清楚是怎么超的？吃了些么东西？”
“怎么样超的？那你去问吴世民。上个月你们吃了骨头没有？”
“屌毛，自春节后什么时候见了骨头的？”
“吴世民在50斤骨头的发票上签了字。”
“那是不是小伙房吃了？”
“你跟我闭嘴，你凭什么说这50斤骨头是小伙房吃了？你看见了的？”我很注意不让把这事没有根据地和小伙房扯在一起，不然我会栽的。但没料到说出这件事本事就是一个错误。
“那狗日的吴世民不是个东西，碰到了老子非要问问他。”
说过大家就散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一直盯着我这个位置的有心人去跟吴世民讲了这一幕。这人表面上跟我的关系还不错，见人总是一脸笑。吴世民一听紧张了，他知道如果有人追问，他肯定扛不住，跑去找朱司务长。
“李乾，你跟我走！” 就在一个小时前，朱司务长气势汹汹找到了车间，一见面他就脸色铁青地对我说。
“朱司务长有么事？”一看来者不善，我想肯定跟伙房有关，但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就还是很平和的问他。
“有么事？去跟我把那50斤骨头的事说清楚。是谁告诉你小伙房喝汤大伙房付账的？你在下面散布些什么东西？”他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大帽子劈头盖脑地往我头上扣。
看我站着不动，就伸手拉人。
“这事要落实最好要有管教股或者中队的干部一道去，不然是不是有点不妥？”我甩开他的手说。心想你是当事人，在你一个人面前说得清楚？再说没有其它的干部在场，你给点现亏我吃，我到哪里去伸冤？
他见我不动，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他刚走一会，干部小卖部的桑班长来找我去拿烟，我管着全中队所有犯人的零用金，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副食由我到前面干部小卖部拿回来。从桑班长那里回到自己的保管室清点物品时，徐强进来递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