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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我一个，再说我做人有我的底线，我不愿用检举别人来谋得自己的好处。
毛主席说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这里是劳动改造，劳动是改造的前提，是改造的手段，离开了劳动，谈什么样改造？那些生产上一塌糊涂，偷懒耍滑，成天只是琢磨着汇报整人的人，你说他出去后靠什么为生？他不可能自食其力，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对这个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说得有点极端。你要听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生产上我怎么样？刚才你也说中队干部说我还可以。他们是挑不出我生产上的毛病来，如果能挑出毛病，是不会用‘还可以’这三个字的。
做文化教员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胜任，我只能说自己一直没有放松文化学习，相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的。李政道每次回国来，毛主席都要接见他，那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中队有人说我只专不红，红不红我自己知道。退一步说，就算是只专不红，只专不红也比不专假红好。”
这位陈队长静静地听我说完后又问我看了些什么书，我说高中的数理化已全部自学完，大学的课程也自学了一点，现正在看《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
“准备让你做数学教员。回去写一份清单，把上文化课需要的教具等用品都列上，明天上午跟我出去一趟。”陈队长淡淡地说。
这是命运早已作好的安排还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苍？一个不入流的囚犯在劳改队的处境戏剧性地出现了转机。几年来这个人在中队管教眼里始终是应该警惕、防范的重点，在犯人眼里是个总爱别出心裁、破坏规矩的另类，现在突然成了文化教员。我没有变，我还是那个我，是一个能改变我处境的人对我有了一点了解。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注定了还会有灾有难，后来几次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候都是这位陈队长施以援手，让我得以渡过难关。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和这位陈队长也有过思想上的碰撞，他对我也有过很恼火的时候，但我永远记得并感谢这位正直而且有高人一等水平的人。
第二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我进这监狱两年多来，第一次跨出这里的大门，没有手铐，不穿囚衣，走进繁华的都市。我跟着他走上长江大堤，站在路边等进城的公共汽车。身边的这位陈队长神情平淡，既不是一脸的严肃，也没有让人想走得更近的笑意，一起等车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还有九年刑期的囚犯。从金口过来的车，高峰时也得间隔45分钟，车上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候车的人不少，我想绅士一点，但做不到，不挤上不了车。十多年没有挤过车了，原来挤车的感觉也会有这样好，几乎是一种享受。这是一种权力，能挤车你就是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你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时才有这个权力，在你被踢出这个大家庭之外时，你被剥夺了这权力时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车上，下意识里我不敢离他太远，怕有逃跑的嫌疑，他好像不在意这一点，一脸的放松，我觉得他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在考虑他的什么问题。十一年了，第一次像个普通人一样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在昨天我还觉得离普通老百姓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现在我就在他们中间，真是不可思议。记得休息天时，有时我会透过宿舍二楼楼梯间的窗户，眺望远处的菜地，偶尔能看见几个菜农在田间劳作，当时觉得他们遥不可及，现在他们就坐在我身边，在外表上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胆子大一点，我还可以和他们攀谈。一天前我还是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在极端时，甚至我说谁好，谁就要倒霉，我说谁不怎么样，谁就会受到中队的公开表扬，我知道这是中队为孤立我、逼我走上积极靠拢政府光明路的良苦用心，中队指导员还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号召向我这样的坏家伙作斗争，要七斗八斗把我斗成一个积极接受改造的好犯人为止。想都不敢想一天之后我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坐在一车红男绿女当中。原来一个人处境的改变是可以这样迅速的，迅速到你的思想、你的感觉来不及变化、来不及适应。
我有了表现自己的欲望，想表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委以这件工作的人，在一个书店里这机会来了。结算时，营业员一边念着每本书的单价，一边拨着算盘珠子，她刚算完我就很肯定地说：不对。陈队长和那营业员都朝我看了一眼，陈队长的眼神里是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营业员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快：你脑袋比我的算盘还好用？尽管心里不舒服但那营业员还是重新拨起了算盘，这次算出的结果和上次不一样，我不再吱声，不说对也不说不对。营业员再算一遍，和第二次的结果相同，这说明她第一次确实算错了。营业员半佩服半解嘲地说：你脑袋真比我的算盘还好用些。陈队长脸上露出了欣赏，我知道这一幕绝对在陈队长心里印象深刻，会进一步坚定他用我的信心。其实我没有学过心算，是不可能跟上算盘的速度的，这里我用的是个位判断法，这是我即兴创造的：只注意个位数的对错，不管其它的数，这样我脑子肯定是够用的，个位数错了，这个数就肯定错了。所以她第一次的总数一出来，个位数不对，就敢肯定她算错了，她在算第三笔时就错了。用这个方法只能确定她错，不能确定她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说话了。陈队长和那个营业员肯定不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速算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能即兴天衣无缝地表现自己并不存在的高速计算能力应该说是一种智慧。这是在欺骗这个给了我难得的信任的人吗？我觉得没有。营业员第一次结果出来，我说错了不是瞎蒙的，是我计算出来的，尽管只计算了个位数，她确实错了，我没说我计算出了正确结果，我的表现没有违背我做人的准则。也许陈队长更看重的不是我的心算能力，而是没有一点想借此机会自我吹嘘的欲望。
第一堂数学课的成功超出我的想象。
几个中队加起来共有50多位学员，长年的自学使我知道哪里是关键，必须讲透，直到讲得没有人再有疑问。没想到的是宣布下课时突然出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我的感觉中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得我感到受用不起。这是久违了的掌声，还是在十一年前听过属于自己的掌声，这掌声让我心头一热。这是对我能力的承认，这是对我知识的承认，这是对我多年来一直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坚守做人底线的肯定。这掌声是自发的，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也反映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坐在后排的陈队长可能也有点意外，我想他可能也会有一点感触。也许他早就想要在犯人中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不是树一个什么改造典型，他清楚这样的人做不了改造典型，只是在落实他的一些工作计划时，需要能实实在在干事的人，我被他撞上了。就像在第二看守所时那位所长把总在靠拢他的人撇在一边，用上我后就不放手一样。但那位所长是凭一种直觉开始的，陈队长的开始则更多的是对人的了解。
后来几乎每一堂文化课或技术课结束时都会响起属于自己的掌声，只不过我的心情没有第一次时那样激动。囚犯们对我多了一个称呼：李老师。尽管在三中队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我已很满足了。
第三十章 祸福一瞬间
“他妈的，谁让你们开的？把电视机关上！”
晚上大家在监舍里正看在兴头上，突然传来一声吼。原来是中队的贾干事看完电影后过来了，今天他值班。这位贾干事在中队是协助队长管生产的，但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在中队部就没什么话语权，为了维持内心的平衡，他总是找机会在我们这些光脑壳面前显一下威风。前不久他要一个铣工把已快加工好了的工件拿下来，先加工他一个关系户的东西。懂行的人都知道铣床上加工中的工件拿下后再复位是很困难的，多数情况下拿下来就会报废，那铣工没听，跟他争了几句，他就在车间里面大打出手。刚巧被一个到车间来有事的甲方看见了，这人在省直机关工作，第一次看见这样低素质的管教人员，就劝了一句，这位贾干事不仅不听还说他多管闲事。来人就到厂部去说了此事，还有人说他把事捅到了劳改局，反正这贾干事受了点批评后，有一段时间没发威了，今天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