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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心脏的“新的里程碑”——我的心脏从胸腔的左边跑到了右边。命运用这种残酷的黑色幽默来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来教训我那不可救药的天真。我们以为就要从地狱走到天堂，谁知将从监狱堕入更甚的炼狱。
三辆大卡车加一辆吉普车在一边等着，按点名的顺序我们分别上了两辆卡车，坐下后两人共一付手铐给铐住。吉普车走在最前面，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殿后，我们这两辆车在中间，每辆车上四个刀出鞘枪上膛的士兵守住四个角，不时发出老实点的呵斥。车队慢慢驶出了宝丰路84号的大门，七弯八转后朝西北方向开去。
三年多了，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可惜只能从车篷的下沿看到一小块快速向后移去的路面，偶尔北风把后面的那布帘拉开一条缝，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无法看到这三年多来武汉市的面貌有些什么变化，更看不到生活在自由空气里的男男女女。
就要离开武汉了，对亲人和同学的思念撞击着我的心，甚至幻想如果同学能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带着我的家人在路口堵住，这样就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了，可惜不可能有熟悉我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这车队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不会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车队，车上的人也不可能用什么举动来引起路人的注意。慢慢地，不再希望能看到什么干脆就不再看了，一心闭目养神。那蓬布挡住我们的视线绰绰有余，但对付刺骨的北风简直就是薄纸一张，完全不中用，慢慢地闭目养神也办不到了，要对付无处不在的寒冷和久坐不动的难受。
中午时分，车队停下了，说是解溲、吃饭。当兵的给下了手铐后，我们笨手笨脚地下了车。这是一块路边的农田，在冬日里除了残剩的稻茬外就是浅浅的、不起眼的无名小草在与严寒作顽强的抗争。四周已布满了岗哨，当兵的满眼是警惕，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这群在长期的关押后连走路都很困难的囚徒。解完溲后我们在路边的田埂上坐下，在瑟瑟的北风中打着寒颤。不时有路人经过，奇怪的是没人对我们发生兴趣，大多数连看都不敢看，低着头快步从我们旁边走过。可能是这一群人在路人眼中有点奇怪，不论老少，大都用毛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衣衫虽不算褴褛，却一脸的苍白，无神的眼睛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如果周围没有荷枪实弹的岗哨，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一群不知前途在何方的逃荒难民。岗哨的出现，使这里的空气变得怪异和神秘，还带那么一点恐怖。他们的紧张害怕，不知是因为我们惨白的脸色吓人还是因为荷枪实弹的威慑？远离我们也许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选择。
两个当兵的抬着一筐馒头过来，一个人发了两个，还有一勺咸菜，这就是我们的午饭。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能进口的就是味美的，但此时的心情已和最初听到消息时的感觉完全不同，甚至产生了是不是要把我们押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解决”掉的担心。不过反过来一想，如果真要把我们怎样，这餐饭就不会给我们吃，再进一步想，就是真的要把我们怎样，我们又能怎样呢？想到这里内心反到平静了。
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大概是认为不可能出什么意外了，当兵的已有点松懈，化工学校的杨建成壮着胆子把侧边的蓬布掀开，我们看见车队拐进了公路边的一条小路，进去没多久，下了一个小坡，走到跟前才看见山洼里面的一个建筑群，这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天上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未必能发现。站岗的武装把大铁门打开，车队开了进去。我们这两辆车进了第二道门后才停下，下车后我们傻了眼，杨建成悄悄碰了我一下说，完了，到了渣滓洞。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呈倒U字形的平房，处在这个建筑群的最低处，已有几年牢龄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牢房。这牢房用一道高墙圈了起来，同外界隔开的围墙估计足有5米高，每个转角一个岗楼耸立着，最靠近我们的岗楼上站了几个武装，像看稀罕一样盯着我们。与部队及看守的住处隔开的围墙要矮一些。这牢房和围墙都是用石灰石加混凝土垒成，墙体足有70公分厚，给人碉堡一样的感觉，窗户用木栏板挡住，看起来远比武汉的牢房阴森，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天堂？反差太大了，我们都有被欺骗了的感觉。好在这些人的适应能力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或者说已经彻底麻木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有选择的可能么？横竖就这一百多斤，随遇而安吧，不到最后一步，人总要活下去。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普希金那首著名的《假若生活欺骗了你》的牢狱版：
假若希望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相信那欢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
永远这样向前憧憬，
尽管生活在阴霾的现在。
一切都是瞬间，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失去的将变为刻骨铭心的可爱。
刚从那边的保管室领出来的东西还不到一天，又被这边的保管室收去，四十几个人被关进了十几个牢房。看守离开后，响起一片“完了”、“上当了”的无奈感叹。
几天后知道了这里是武汉市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当地人叫“战备监狱”，也有的叫“公安屋”，是准备在发生战争等紧急状态时关押重要人犯的地方。相距不远的一个山洼还有一处建筑，存放着公安局的重要档案，人称档案大院。这里用的是自备发电机发的电，晚上九点半钟就停机，再点上煤油马灯，喝的是流经这里的泉水。这里属于京山县天王公社的范围，离天王镇有三里多路，我们是这牢房的第一批房客。
二十多年后我曾一个人重返旧地，此时这个年久失修的建筑群已划归当地，是京山县卫生局的一个菌种厂，给我的感觉是冷清和破败，这冷清和破败折射了文革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远去。当年关押我们的阴暗牢房铺满了麸皮糠壳，适宜这种环境的凤尾菇一类的东西一丛连着一丛旺盛地生长着，那呈土灰色的蘑菇在我眼中迭化出一张张同样是土灰色的熟悉脸庞。信步走到附近的山上，在极其饥饿的状态下开垦出来的桃山杂草丛生、一遍荒芜，淹没在杂草中的桃树让我看到了那一群人被掩埋的青春。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这里唯一的一批囚徒，绝大部分是造反派，中学生占了最大的比例。
在焦急的期盼中，几天后我和其它七、八个人被叫出了号子，说是外出劳动。在保管室领到了各自的皮带，由看守押着上了战备监狱唯一的运输工具——南京嘎斯。汽车走了十几公里后拐进了一条土路，在土路的尽头车停了下来。我们爬上了山，看见先我们出发的一批人正在把一棵已放倒的树往下拉，武汉市第二中学的冯××正在领喊着劳动号子，他头上青筋突凸，嗓子都开始发哑了，那个在狱中写下《关我是不好办法》的华工学生冯天艾是他的哥哥。他们的体力已明显不支，原来我们是援兵。
尽管关了三年多身体早已弱不禁风，尽管早上的那几粒米早已不知道到了哪里，走路都晃晃悠悠，我们这几个人还是卖力地投入到拖木材的高强度劳动当中。人总是在希望中生存的，内心的失落是内心的失落，但一到了这个场合就忘记了，还是那股“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劲头，没有一点要爱惜自己的意识，不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是有一份热要发几份光，满负荷，高强度地透支自己的能够透支的一切。不考虑这样的劳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冯××，你好扎实呀，那个姓李的军代表好像对你蛮满意的。”中午吃饭时我对坐在旁边的小冯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称赞甚至有点羡慕，冯××浅浅地笑了一下。
公安学校的映川大我一岁，在我们这两个他看来不需要设防的人面前直言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小冯，你要悠着一点，这样下去人怎么受得了，好在这是最后一天。”
“明天不来了？”我有点不太愿意相信地问。
“早上一出来，那个翘嘴巴军代表就给我们打气，说这是最后一天。他看出我们的体力不行了，把你们几个叫来大概是觉得我们已到了极限，你刚来，我们已经是第三天了。狗日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在给哪个干活，你说这十几棵树公家能干什么？晓得哪个王八蛋家里盖房子要用木料。” 映川说。
倒底是公安学校出来的，社会经验就是比我们强。
“怪不得那个翘嘴巴一连三天都盯在这里。”冯××开始想这个问题。
午饭是送来的，和关在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