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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绝食，三上北京告状，揪王××，封《湖北日报》，揪陶铸，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炮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湖北省委，在同刘少奇及其在中南的代理人陶铸，王××的生死搏斗中，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们面向北京，仰望明亮的北斗七星；多少个难忘的白天，我们挥笔奋战，痛击罪恶的刘邓陶王，“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能够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为人民冲锋陷阵，横枪跃马，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尽管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多的苦头，一个又一个的反复，我们却真是乐在其中。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孕育革命胜利之花的大地上浇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革命真是生命的第一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要想我离开革命，除非我停止呼吸。革命二字，要我心中深深扎下根，革命，革命，我永远要革命！
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十几岁的娃娃，刚踏上革命的征程，就面临这样一场风暴，别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令是一般的阶级搏斗，我们也无任何经验可言啊——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跤，要知道，我一不是为了名，二不是为了利，我是要革命！就是摔跤我的脸也是朝着前方的啊！当然我恨我自己，恨自己没能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毫不掩饰姑息自己的错误，更不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做的一点事来安慰自己，来为自己辩护，我无情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这些你们都是看到了的。同时，我还要说一句，谁能在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空前全面，空前深刻的大革命中一点错误都不犯呢？连那些南征北战几十年，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老将都尚不能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娃娃啊！青少年相对于其它年龄的人，之所以更加敢干革命，敢于造反，就是因为他们顾虑少，框框少，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不也是因为同样一个原因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跌跤，要允许人家重新站起来革命啊！我想：对我们这些好心办了坏事的红卫兵小将，在牢里关了一两年，该止步了。作为处理我们问题的机关和负责同志该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不顾个人得失，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在武汉市的整个中学生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太大啊！把我们同那些将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置于脑后，只想到个人的吃喝玩乐，甚至打架闹事，偷盗扒窃的，为非作歹的人比一比，长期把我们关在这里，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谁痛谁快呢？法治，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啊！对我们这些忠心耿耿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青年，要有所爱惜，不要这样随便轻易处置了吧！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心都是红的啊！把我们放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只会奋勇前进，决不会后退半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啊！
我被隔绝了革命，隔绝了斗争，隔绝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喊大叫的战场，隔绝了曾给我巨大帮助的群众，我失去了自由。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给我以更大的痛苦了。在这漫长的十几个月里，梦里我都在喊“革命，革命，我要革命”，盼了多年的革命刚开了个头，就眼睁睁地被迫同它离开。还有那么多的革命任务等着我们去做，还有那么多的硬仗等着我们去打，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还有多少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啊！外面，革命的步伐一日千里，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面对这样一幅沸腾的革命景象，我怎能坐得住在里面“闭门思过”呢？国际上帝修反磨刀霍霍，张牙舞爪，为非作歹，国内的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千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作拼死的斗争，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很远很远。在我同社会不多的接触中，确实觉得有不少封资修的黑货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加以大刀阔斧的砍杀，需要我们作持久的斗争。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斗，还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心血。“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将亲自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一切，我怎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管呢？尽管我身置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减退，我仍以极关切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步进展。也正因为如此，我愈发觉得不能这样长期呆下去，这简直比死还要难受。革命，革命，这是我发出的肺腑之言，革命，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我要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
写这份材料是同军管会的一个抗争，我不能直言他们的不公，更不能说他们的屁股坐歪了，心里的话不能全说，也要说出一二，这样写也算是一种曲笔吧。
几天后这人来要材料时我交上了这份《我要革命》，这次他要彻底失望了，以后军管会再也没有人来找我要过任爱生的材料。管你说我是什么，说我是土匪法西斯也好，说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罢，那是你的看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说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要说清楚。你们看了后不屑一顾也好，暗自好笑也罢，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让你知道这颗算盘珠子不由你们拨，在这个时候我说出了你们不喜欢听的话。
时间在朝前走，“9。27指示”下来后的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恐怖，牢里面已人满为患。新来的囚犯讲，外面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被认定是骨干分子有事无事过三刀，什么“五不准”学习班花样翻新，抓住了一点事就往死里整。一天晚上转来一个姓黄的司机，大约一个月前压死了一个据说是维护交通秩序的红小兵（当时官方的小学生组织），他说他这情况按常规根本不会抓，这回点子低，一自己是个造反派，二那个红小兵的父亲是部队一个什么官，不过最多也就判三年。那天晚上他跟我们还有说有笑，丝毫没有想到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死神正一分一秒地向他逼近，第二天一清早他被喊出去开宣判大会，一个小时后看守来要我把他在号子里面的东西清点一下，写一份清单。听到这话，全监号里的人都傻了，怎么就这事把他给枪毙了？太不可思议。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了结，他是造反派，后来听说是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杀的。以前我就想过，如果他们得手肯定会再次把我们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决不会手软，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残酷和血腥，黄司机的命运降临在我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要说问题，我比那姓黄的司机严重得多，那司机都能轻飘飘地杀掉，杀我不更是名正言顺？应该有点准备，不然哪一天就毫无征兆地拉出去给毙了，想说什么也来不及。我就写了两份东西，一份是给军管会的，算是政治遗言：
我不知道我这案子是划在教育面里面还是划到打击面里面去，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我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交待当时的情况，绝无一点歪曲和隐瞒。同时，我还要在这里提出我的一点建议：打击面不要再扩大了。就我的看法，除对方兴国，符军，祁援朝不怎么了解外，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人。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不惜流汗。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毛主席说“打击面要小”，对这样的好人，我请求不要处分他们，不管怎样的处分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不可磨灭的污点，影响他们的一生，影响他们的上辈和后代。对革命来说，是多处分一个人好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我想不管怎样，还是尽可能少处分一个人好。像他们这样的好人，无论把他们放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们都会忠心耿耿、踏踏实实地为革命献上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对这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处分他们呢？让他们的历史更清白一些，不是对革命更有利一些吗？给他们留着清白的历史，他们一定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并不是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