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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的可怕之处是什么呢？这敌人是你自己可以定的。谁是敌人啊？是有很大的弹性的。所以鲁迅就说了，中国人杀人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先宣布你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我要杀你，先把你开除“人籍”。你不是人，我杀了你就没关系了。本来杀了人总会有心理负担，现在杀的不是人，就心安理得了。所以总要宣布别人是“反革命”，好像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它把“杀反革命”泛化为“杀非革命”，把人分为两类：“革命”与“非革命”，“非革命”也得死。这比前几种更不得了。其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呢？所有异己者都该死。因为别人革命不革命，是由自命的革命者自己定的，其实就是异己者都该死，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而每一次“革命”都要成批成批的杀异己者。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非常可怕的。大家不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杀人，其实这非常简单，因为红卫兵从小生下来就听一个故事：“农夫和毒蛇的故事”，就是时刻要记住何为自己的敌人，何为敌人的朋友，而敌人与敌人的朋友都是该杀的。从小灌输到十七八岁，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充满惩罚“敌人”的嗜血的渴望。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北大隔壁101中学的学生讨论：怎么“革命”法？要找敌人啊，敌人是谁呢？有个同学想起来了，学校有个体育教员，这个体育教员是个归国华侨，有海外关系，就可能是个特务。第二，他有男女关系问题，是个坏分子。这样一分析，这位体育教员就变成了“反革命”，而且是双料的，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年青人（还有些年长的老师）的“革命义愤”就这样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于是革命师生怀着革命的一腔豪情，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将这位体育教员抓起来，把他扔在学校的池塘里，然后全校的老师和同学就欢呼着看着这个老师在池塘里挣扎。这位被视为“敌人”的老师几次挣扎出池塘边，这些红卫兵就拿石头把他打下去。最后这个中学体育教员终于沉没了，在全校师生的欢呼声中死去了。这样的在“革命的狂欢节”里的惨死，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孩子（即使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今天）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手上有血，因为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反革命”，而且是集体的杀戮，个人是从不负责任的（所谓“法不责众”）。
请看这些血的数字：在北京大兴县，宣布凡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了九月一号，仅仅三天，这个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有三百二十五人，满门抄斩二十二户，年纪最大的是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号，“中央文革小组”陈XX在唐山一次讲话时宣布，解放前我们党的冀东党组织可能是一个国共合作的党，可能是一个叛徒党。他这一句话就造成在全县范围内大抓“叛徒”，结果受到迫害的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死亡，七百六十三人致残。还有湖南道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号到十月十七号，历时六十六天大杀人，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一千五百九十个生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其中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杀的三百二十六人。也在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达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杀的是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迫自杀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致残致伤二千一百四十六人。
而被杀的是什么人呢？都是被宣布为敌人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在死亡人数当中，“四类分子”三千五百七十六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四千零五十七人，占44。63％，被杀的未成年人八百二十六人。最大年龄七十八岁，最小的仅仅十天。这样耸人听闻的杀人，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六、七十年代，这确是使人震惊的。可怕的是这是在“杀反革命合理”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的。
自序
一直有把这段历史写下来的念头。
十年前曾动过笔，断断续续写了大约三千字后，感到自己还不具备起码的能力写出那段沉重的历史，稿纸被放到一边，这一放就是十年。
2004年12月初，远道而来的何儒非见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便说与其写些不沾边际的东西，还不如把你那段经历写一下。不知怎么在那一刻我忘记了十年前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的那一幕，草拟了几十个题目后就不管不顾地写了起来。开始也没什么信心，一口气写了五六千字后，开始有了一点感觉，在朋友们不断的鼓励和支持下，十个月后，有了这部纪实的初稿。
事先怎么也没想到在写的过程中，心会有那么苦。
面对尘封多年、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几十年前那难以言说的一幕幕场景，无声的泪水让我发现自己的神经并不似想象中的那样坚强。尚未愈合的伤口被一次又一次地撕开，汩汩流出的鲜血几乎要将人窒息。叙述“12。5事件”的经过时，心里的疼痛让我多次停笔不愿写，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百般拖延，害怕面对当年的自己。《青春的萌动》那一节，我感到不是我在写，是被吞噬的青春自己在那里诉说，我的心只是站在一边无声地哭泣，身心俱焚地凭吊那一代人的青春。写到我最对不起的三个母亲时，我无法想象此事给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的心在给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叩头里，早已泪流满面。
相反，在写自己经历的一些磨难时，我反倒觉得内心很平和，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只是到了晚上，一次又一次的噩梦把我拉回监狱，在疑惑和无奈里搬着指头算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出去。这种梦境已有十年没有光顾过我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迷失中开始的——尽管迷失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始终没有停止思考。
写那一段历史绕不开对文革的思考。
文化革命是晚年的毛泽东在作为一个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或许还有别的动机），向该体制的阴暗面发出的一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宣战。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下层民众的应声而起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宣战契合了他们追求民主的愿望和诉求。在这一宣战中受到剧烈冲击的利益集团的拼死抵抗和伺机报复也是不难想象的事。这个宣战一定会被毛泽东自己取消，这是追求民主的愿望和诉求有它内在逻辑决定的。只不过这个取消来得太快，以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为标志，这批响应者已被列为文化革命的整肃对象。当一个民族的思想库里宽容是稀缺资源时，冲突双方在那非常时期都不可能有起码的理性。当天平倒向一方时，另一方的境遇只能是双倍的悲惨。随后一个清查“5。16分子”的风暴，在无休止的学习班、交待和批判斗争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重新打入另册，无数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应声而起的民众已经并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既然已被唤起，不论他们的下场多么悲惨，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在深化自己的认识、改变自己的幼稚和挣脱自己的局限的同时，不可改变地把建设一个能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法制社会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不管他们是否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他们早已经走出了毛泽东的文革。受到文革冲击的也有人跳出了自身的局限性，摈弃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与看到了文革的悖论一样，他们也看到了用文革的思维清算文革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认识走到这里似乎差不多到位了，其实还远没有。一个还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走出了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从思想上走出了历史的怪圈么？
本书开篇就问：怎么会是这样？问到最后，直到末篇里才有了一个经过艰难求索才得到的并且很粗浅有待深化的答案：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