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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再恐怖的噩梦也比我面临的现实强，在多重疼痛、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下，我已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死的方式来求得一时的解脱，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很糟糕，我不知该咒骂谁、该仇恨谁？也不知道该呼救于谁、该求助于谁？
到凌晨三四点钟时，极度的困乏又跑来攻击我那已不怎么坚强的意志，我试着侧身躺一会儿，可能是人已开始麻木，寒冷的杀伤力已变得不那么厉害，我竟然睡着了那么一小会儿，如果不是在睡眠中手习惯地要往前放因而被钻心的疼痛惊醒，我还能多睡一会儿，真希望能一直睡到天亮，那怕不再醒来。在惊醒的那一刻我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产生了畏寒的感觉，这是感冒的前兆，一会的小睡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是不是早就受了凉？真是破船偏遇顶头风，慢慢的头也有了疼痛的感觉，奇怪的是这头痛和畏寒竟缓解了双手的痛苦，我索性就侧躺在铺盖上不动，管它着凉不着凉，在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又被疼醒，疼醒了又抗不住疲乏和头疼再睡，直到响起了起床的铃声。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难友觉得我有点不对劲，用手摸摸我的头，滚烫滚烫的，把他的被子给我盖上后连忙对着风门喊起来：
“报告，7号报告。”
“什么事？”一个看守过来问。
“有人病了，发烧。” 好心的难友连忙说。
“是哪个？让我看看。”看了一下后他说，“一戴铐子就发烧，怎么这巧？是不是真的呀？”
“不信你进来摸摸，他的头滚烫的。”
“医生还没上班，等下再说。”
“报告干部，他病得蛮狠。”
“晓得了。” 那看守边说边走离开了。
不久，号子门开了，我到了医务室，狱医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又让我张开嘴看了看喉咙，然后把看守拉到一边耳语了几句。那看守把“铁路”找来了，“铁路”拿着钥匙不停地摇着，一副说不出的得意劲，我受不了他这模样，我不认为这看守所会存心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把我整成么样，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我要顶他一下。
走近后他用一种恩典的口吻说转过身来。
我瞟了他一眼，刚才的那种巴心巴肝想下铐子的企盼突然被对这家伙的怨恨代替了，一股硬气从心底里涌了出来，昨晚在最难受时候产生的软弱念头全没了踪影，我扭过头，没理他。
怎么，不想下铐子？他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绕。
他一边绕我就一边面对着他转，我就是不要他来扮演我受难解放者的角色。
他伸手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我使劲一扭，虽然挣脱了他的手，但那一下带来的剧痛硬是捅到心里去了，在那一瞬间心像被撕裂了一样，一声我的妈耶差点喊出了口。
在我的坚决拒绝面前，“铁路”的那张脸由得意变成了尴尬，狱医一副很意外的眼神，这种场面在看守所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铁路”讪讪地走了。
所长来给我下铐子时说了一句你怎么这苕？为么事要吃这个冤枉亏？不知是为心中的委屈还是为这一句贴心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怎么都控制不住，想擦擦，手竟然不听使唤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费了好大的劲，忍住疼痛，很艰难地抹去了脸上我觉得不应该有的东西。
过了好半天，还觉得手在背后被管制着。
这是我在看守所关押的九年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对戒具的领教，看似偶然，其实跟人的个性有关，有它的必然性。后来八年多的时间没再吃这一类的亏，这也有点偶然，因为我的个性这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事后想想没再吃种亏也有它的道理，在看守眼里我不是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人，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正气，并且这正气表现得不张扬，不扎眼，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久，我这号子的主管看守就换成了业务能力最强，政策水平也最高的看守纪明灯，不知是否跟这事有一点关系。后来知道当时武汉三镇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写在长江南岸上的大标语是用八张大纸写一个字，在长江北岸都清晰可辨，这是新来的一个扒手知道我叫李乾后告诉我的。也许这些对看守所在对我的某些态度上有一点影响。
时间长了，也慢慢知道了看守所里有关戴戒具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手铐不会当天戴上当天就取下的，只要戴上就不管该不该戴，最起码要过一夜。如果当天就取下来那就说明他们戴错了，他们怎么会错呢？当然纠正别人的错误是另一回事，但这会影响他们的革命友谊，影响他们的同志关系，为一个犯人是否多戴一天手铐而伤他们之间的和气显然是不值得的。这种事情理论上会有，但事实上绝少发生。下手铐也有讲究：在给你戴上手铐后值班室的黑板上就会写上×号牢房的×××为什么事戴了手铐，要戴几天，一清二楚。但看守不会告诉你会戴几天，不到时间，你再怎么样哀求，再怎么样讨饶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是希望你不停地哀求不停地讨饶的，这样可以对其他的犯人产生镇慑作用，这也是他们期望达到的效果之一。一般是由你的主管看守来给你下手铐，如果你的主管看守不在，谁给你戴的就由谁来下。“铁路”没给我下成手铐是一个例外，对他来说这是很没面子的。
第十七章 国宴
这是一次很平和的提审，不似曾有过的先礼后兵或见面就是一顿杀威棒。
在我讲述了“12。5事件”的整个过程后，来人详细地询问了“12。5事件”中他认为尚不清楚的具体情节，我感觉得到他此行来不是要挖掘什么新材料，落实谁的新罪证。问完了后他要我把所说的内容写一份材料给他，临走时他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周总理来时你是不是参加了座谈和宴会？我说是的。他说你把这个内容写上去，这对你问题的处理会有帮助的。我从他眼中读出了善意和关心，这是自入狱以来，第一次从审问者口中听到的真心为我考虑的话语，我从心里感到温暖，不禁多看了这位善良的长者一眼，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公安系统的人。很多年后才知道来人是当时学校工宣队的负责人，一位来自湖北省造船厂的工人老师傅。
参加那次座谈和宴会是一件有点偶然出现在我人生旅途中的事情，已经在脑海里尘封了许久，来人的建议让我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7年的10月8号，为了迎接阿尔巴尼亚的贵客谢胡、阿利雅等人的到来，汉口王家墩机场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欢迎的队伍成U字形在机场上排开，“三钢”①、“三新”②和“三司革联”的代表喜气洋洋地等候客人的到来。秋日的阳光显得特别友善，照在身上给人一种惬意的温暖。在军乐团奏响的两国国歌乐曲声中，敬爱的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过来了，欢迎的队伍沸腾起来，在阳光的辉照下周总理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他步履矫健地陪着客人绕场一周，总理的风采和健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武汉数十万军民夹道欢迎“山鹰之国”的英雄使者，这是“7。20事件”后武汉市的第一次外事欢迎活动，广大群众长时间压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对总理的热爱和胜利后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几次欢迎的人群忘情地涌到路上，围着客人和总理欢呼跳跃，有一个可能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镜头：汉口这边的一个学生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自己敬爱的总理，围着车他激动地喊出了“周总理万岁”的口号，周总理当时也有点意外，随即用拿着语录的手朝那个学生指了一下，那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忘形，不好意思缩了缩脖子。这个镜头恐怕在场的所有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一行三十多个要去参加座谈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辆军区的军绿色大交通车上，离总理的车还有段距离，沾总理和客人的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受了夹道欢迎。在车上就有点诚惶诚恐，我李乾何德何能？竟也在不意之中受此殊荣。其实这从来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几乎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为什么？仅只是渴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能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愿望，这愿望在我身上表现得太强烈，太执着，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地步。车队时快时慢地驶过武汉三镇，沿途无数的笑脸像烂漫的山花一样绽放，这是胜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