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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转到这里来时，对称他为叶老感到很别扭，心想一个反革命还这样尊称他，是不是有点丧失革命立场？大家都这样叫，我也只好跟着来，但对他还是心存某种警惕，他也对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我叫着觉得顺口了。特别是知道了他的儿子叶逸清是我校高一的学生并且是红十月的一员后，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但他的态度却没有什么变化，他对任何人都不谈他的案情，不说自己具体是怎么回事。据老囚犯说在他刚进来时无意中说过，是他最亲近的助手出卖或者说是陷害了他。除此之外对自己的事再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如果有人问，他就打哈哈，笑着说没有好谈的。可能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危险，连最亲近的助手都能对自己下毒手，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相信？一次放风时，趁看守不注意我捡回一张征求革命群众对罪犯处理意见的讨论稿。上面有他，说他犯的“恶毒攻击”罪，革命群众的意见：枪毙。我把这纸条悄悄撕掉了，没对任何人说。他把自己包在一层厚厚的茧壳里，以为这样就不会再有新的伤害，可就是这厚厚的茧壳差点要了他的命。
看守所逢年过节总要改善一下生活，这对长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营养严重不良的我们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但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却成了一场灾难。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期间，突然的油荤和饱食让他腹泻了几天，狱医给的药也好像没起多大作用，他采用了饥饿疗法，每餐只吃半份甚至更少，余下的就分给我们吃，一开始我们还有点高兴，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每餐还是吃那么一点，我们不敢再要了，因为我们有了他在绝食的感觉。见我们不要，他就往马桶里倒。半个多月后，他已经变形，明显消瘦下来。他很少搭理我们，只是坐在那里无神地望着天花板，有时长长地叹一口气，他瘦得只剩下一张皮，走路都开始两边摇晃。
我们一直劝他，但他心灵的窗户始终紧闭着，不言不语，根本不与我们说话。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一天早饭后，我坐到了他身边说：
“叶老，你认为我们年轻，很多事不懂也不清楚，有话也不跟我们说，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是关在一个号子里，如果你有个什么事，我们有责任，如果最后查明原因是绝食，那我们更是摆脱不了干系。你再不吃饭，我们要告诉管教干部，这个责任我们负不了。”我带有一点威胁的口吻，这也实出无奈。
“好，我吃吧。”他看了我一眼，好一会后说。
在监狱里，看守们对付绝食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有效，那就是灌。但对当事人来说却非常痛苦，他们把绝食的犯人固定在板凳上，用开口器让口张开不能动，然后将一根软管一直伸进他胃里，灌进稀粥一类的东西。他无法抗拒，连用叫唤来缓解一下痛苦的可能都没有。听说只要有过这样的两次灌食经历，绝大多数人都会失去继续绝食的勇气。叶老关了快一年了，这事他没有见过也应该听说过。
开饭了，我们不时朝叶老瞟上一眼。见他在那里努力地吃饭，我们放心了，努力有了回报，觉得心里很宽慰，这毕竟是在做善事。但这个宽慰没持续多久，到第三餐饭时就发现他每餐的饭其实都倒掉了，方法很巧妙：吃饭时面前放个带盖的杯子，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但他不是在喝水而是把饭吐到了杯子里，盖上盖后别人又看不见。
“叶老，你等等。”在他又拿着杯子往马桶边走时我喊住了他。他一下怔住了，有点不好意思的望着我。我接过他手里的杯子问，“叶老，你这是干什么？”
他不说话。
“叶老，下次吃饭我坐你旁边。如果还没有用，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和羸弱的身体，我既不愿意他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也不忍心让他去遭受灌食的折磨。说摆脱不了干系怕负责任只是一个托词。他真有什么事，我们会有什么责任？顶多写个证明而已。
这次成功了，他真的开始了吃饭。只剩下一张皮的他慢慢有了一点起色。有了上次的教训，很长时间我们不敢松懈，谁知道他的心结是否完全解开了呢？
我们和他之间就像在玩一场不能承受的死亡游戏。一方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要投入死神的怀抱，他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时而若无其事，缓步推进，时而孤注一掷，石破天惊。另一方则竭尽全力，步步设防，发誓要让死神无功而返，面对在小说或电影里都没见到过的种种出牌方式，他们时而轻言细语，苦口婆心，时而棉里藏针，软中带硬。双方在拼意志、比耐心。表面上号子里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暗地里一直在顽强地角力，这种角力有时让我感到心力交瘁，甚至有过想退出的想法，但良知还是要自己挺下去，不能违背自己做人的准则。
我们只知道生命的张力在它取积极态度时的强度是惊人的，却不知它在渴望消失时的力度也同样是惊人的。只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上帝施以援手，我们最后才得以险胜。
春节一下子离我们很远了，“5。1”一过天气就开始明显转暖。
叶老说他睡在床上嫌挤，冬天在一起挤着暖和，但现在挤着不舒服，他要一个人在地上睡。我们说地上潮，六个人是有点挤，但也没有到挤得不能睡的地步。但他坚持要睡在地上，我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还是有点警觉，相约晚上时不时的朝他睡的地方看一下。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星期过去了，都平安无事，我们认为没什么了。7号牢房有一个特点：号子里面的事从不报告给看守，有什么事自己解决。分管的看守找我们出去谈话时，都说你们7号从来不主动反映里面的情况，说我们是铁板一块，想制造一点矛盾来分化我们都有没有成功。
一天半夜，一阵哐啷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起身一看，几个脸盆散落一地，本来固定在墙上的脸盆架已摔在了地下，并且和叶老的脖子连在一起，中间套着一根绳子。
“叶老，你在干什么？！”我差点叫起来。大家都从被子里钻出来了。
我赶紧跳下去把绳套从他脖子上解开，然后把脸盆收拾好。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看守知道。然后坚决地把他的铺盖搬到了床上，就睡在我旁边。
在看守所里如果自杀的举动被看守知道，首先砸上脚镣戴上手铐。这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他们不仅不会同情你，还会加重处罚。叶老啊叶老，你怎么出此下策？既然你连死都不怕，那你心里还有什么结不能跟我们说呢？
看守过来查看时，号子里已一切正常，这一夜我们没有再睡着。
第二天起来后，叶老缩着脖子，把衣领高高立起，但我们还是注意到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勒痕。
“这么矮的架子能吊死人？”东西湖的农民小何有点不解，他悄悄的问我。
“能。上吊并不需要脚悬空，只要有十几公斤的重量就够了。我看过一本资料，有坐在地上就上吊自杀死了的。叶老睡觉时头就在这架子下，他套上绳子后面朝下，重量足够截断颈动脉的供血和神经指挥系统的传导，如果不是架子不结实，现在他已经送往火葬场了。”
“要不要跟政府干部报告一下？”
“不忙，我跟他谈一下再说。”
我记得毛主席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人犯了错误后才知道犯错误的滋味不好受，因而产生了免疫力，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有人当过一回汉奸后，你打死他他也再不当汉奸了。这虽然和叶老不是一回事，但理是这个理。我真希望叶老这次能真正清醒过来。
吃过早饭后，我坐到了叶老的旁边。刚才我注意了他吃饭没什么异常。我说叶老，不管你现在怎么想，我要和你谈一下。
叶老对我的提议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叶逸清和我是同学，虽然接触不多，但还是有点了解的。他性格内向，言语不多，我先以为这是天生的，在这里碰到你后，就猜想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使他在封闭自己，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他想想。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一个门上方的那个小喇叭盒，停了一会儿说：
“小孩长到十六岁，骨格已基本定型，像学个木工做点体力活什么的，混口饭吃是没有问题的，他现在十八、九岁，已经完全成年了。老狮子在幼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