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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稍大一点小方孔又被打开（后来知道叫风门），外面递进来几摞用搪瓷碗蒸的饭。
一数不对，里面的人连忙说老师傅，还差一钵，昨晚又来了一个，我们是十四个人。话语里透着一种谦卑。
“过开。”一声呵叱让里面的人赶紧闪到一边，一双眼睛出现在风门前，转动的眼珠把里面扫描了几遍后，一钵饭又递了进来。
紧接着一个盛着大白菜的勺子伸了进来，里面的人早已准备好，一个木盆就在风门下方接着，一勺、两勺、三勺、四勺。最后一勺要少一些。
“老师傅，我们加了一个人，您打的还是和昨天一样多，加一点吧。”是一种乞求。
“狗日的，四个人一瓢，老子给了你十五个人的，你还不知足？”一个手中有无限权力的大人在广施恩惠后训斥贪得无厌的小民。
“您是个大好人我们心里都有数，加点汤好不好？”里面用讨好的语言缠着不放。
“狗日的，就饿得那狠？一点汤都是好的。”说归说，勺子还是伸了进来，几片菜叶和着一点汤水倒在盆里。里面人的脸上显出如愿以偿的神色。
十四钵饭平放在地板上，有人拿出两颗骰子一掷，就按着某种顺序一人端了一碗，分好的菜也是按照刚才的顺序拿。对眼前的这一切我都不理解，不过没几天，饥饿就让我明白了所有的答案。
组长递过来一份，我完全没有食欲，喝了一口菜汤难以下咽，就丢在一边就没再理，只是坐在一旁冷冷地有点不理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那个组长在几次试探后见我真的不吃，很高兴地和几个人分了。
不管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最后都是意犹未尽地放下碗。值日的负责洗碗做卫生，其它的人则坐在各自的铺盖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窃窃私语。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阴阳怪气地反复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这句歌词，不知他是不是有意把就没有新中国的“就”字不唱，让人听着别扭、不舒服。并且他一边唱一边还不时带有某种挑衅意味地朝我看一眼。
我问坐在旁边的组长这个人是搞么事的？
“反革命，关了十八个月。不管为什么事进来的，时间长了，思想都是有一点的。”大概组长察觉到了我心中的感受，作了一点解释，最后的“反动”二字他省略了。
十八个月？我很有点吃惊。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关了十八个月，简直不可思议。我回忆十八个月前我在干什么，这十八个月我经历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这十八个月对我来说经历的事真是太多、太丰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要写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而这十八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零，只是一个画面单一的重复，太可怕了。心里暗想：如果我要像他那样关十八个月，我肯定会一头撞墙死掉。
“各位同犯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学习。”组长在发话，窃窃私语的停了下来。为什么叫同犯？我感到有点纳闷，一时也不好问，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这样也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昨天政府把我叫出去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下号子里面的情况，每个人我都是挑好的说，确实我们号子里也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说关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有点受不了，都希望政府能快点解决问题。政府说现在外面都在搞大联合，快了。大家有么想法，每个人都说一下。到时候政府问我也好有个回话。”
顺杆爬的，发牢骚的，说俏皮话的，言不由衷的，干脆一言不发的，稀奇古怪，说什么样的都有。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问组长什么叫“同犯”？他说这里不能称同志，同志是在革命人民中间用的，这里的人都是犯了法的，只能相互称为同犯。我笑着对他说我可和你不是同犯。他一下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我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是他的安排我昨晚才没睡在马桶边。
中午十二点铃声响了，见他们都把铺盖打开睡午觉，我也跟着来，这次我睡不着了。从昨晚九点到现在已经十五个小时了，十五个小时是整整九百分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百分钟，学校现在的情况怎样了？革委会现在在干什么？何儒非、柳英发在干什么？我的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在干什么？他们一定没闲着，特别是我的几个至交，像舒国良，燕妮丹，司子林，汪文博等，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着急，我被抓他们肯定知道了，屈伟和慧君肯定通知了学校，只是不清楚我现在的处境他们知不知道？大概他们不会想到我现在和五花八门的罪犯关在一起，要能传个信出去就好了，里面外面一起使劲肯定要快得多。想起来了，昨晚那个警察说是代表警司，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像是假的，他没这个胆子来假传圣旨，如果真是警司的意见，要解决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沉。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坐以待毙，只要能和警司通上电话，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一个下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饭菜难以下咽，晚饭我还是全部搞到肚子里去了，晚上我还有个计划要实施，再说人也确实有点饿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不能再等了。在监号其它人的劝说下一开始我没有采用踢门的方式而是喊报告。一声、两声、三声，我接连喊了七八声，没一点反应，就忍不住用脚“轰”的踢了一下隔断两个世界的牢门，有反应了，听见有人喊谁呀谁呀造反了？！接着有人拎着钥匙叮叮哐哐跑上来。
我大声说到是我。
门开了，一个看守指着我说你给我出来！
我大步走出门，这正是我期待的。
他把门关上后大声说不要以为你是造反派我们就不敢整你。声音之大给我感觉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把我带到一间预审室要我坐下后，不等我开口他就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也是造反派，我们怎么会抓你呢？你的事是警司直接搞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代管，你这样闹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态度和刚才判若两人。
我说有没有用我心里清楚，我也不想闹，但把我关在这里不理不睬已经整整一天了，退一万步说，我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革命小将犯错误，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是在长哪个的威风灭哪个的志气？你跟警司打电话，就说李乾在里面闹，要见张绪。
他说你说要见就能见？我们只能向上反应，见不见我们说了也不算。这样，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你就不要再这样闹了。
想来也是，能跟他们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只要让警司晓得我在闹、在同他们抗争就行了，他们总会出面的。
我说你们要告诉红旗中学说我在这里。
他说好，我去跟分局说，这个归分局管，要分局派人去通知。
我说一床被子怎么睡觉？我还要一床被子。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给你，给一床新被子你。还有么要求？
我说就这。
他说回去不要闹了，我们这里是专政机关。关了几百号犯人，出了事不是好玩的。
看来要在这里呆第二个晚上了。
第六章 从“一小撮”走过来的红十月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也许是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个头绪来。太意外了，对坐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坐牢并没有真的发生；自认为大局已定，要一显身手的时候，却一个晴天霹雳把自己打入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
从”九。二…四绝食”算起，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机会来了。当袁子斌告诉我毛主席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将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一段话时真是感到热血沸腾，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刻苦地锻炼身体，我们认真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我们以极大的热情�